南宋作為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重要時期,不僅因為這一時期產生朱熹、呂祖謙、張栻、陸九淵等著名思想家,成為宋明道學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也在於南宋學術本身的豐富性、多檬性,其學術規模、領域及方法,都對之後的元、明、清三朝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然而後世學術史、思想史、哲學史話語所建構起來的南宋學術,則是不免簡化和先入為主。後見之明的歷史敘述雖然看似符合邏輯與所謂"規律",卻在很大程度上對歷史細節及歷史發展的複雜性形成了遮蔽。考據學並非當日學術之主流,卻可以将我們引入道學主流話語之外豐富的歷史世界,也能從與以往不同的視角認識道學及其發展。第一、二兩章主要是描述兩宋考據學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學術和政治背景下的發展演變情況,分為慶曆以前的北宋前期、元祐以前的北宋中期、孝宗以前的兩宋之際、嘉定以前的南宋中期和道學地位逐漸確立的南宋後期等五個階段。其中,北宋末的徽、欽時期,由於歷史的原因,一般研究多關注其政治的腐敗、文化的浮華,對其學術特點與地位則重視不夠,而考據學正是在這一時期興盛起來的,至高宗時期成為一個重要發展期。孝宗、光宗時期是道學發展與政治文化逐步内傾的重要階段,道學在激烈的政治、學術論爭中不斷調適、完善自身的思考和表達方式,并奠定了以後成為主流學術的基礎,這一思考調適的過程中,考據學正是其努力借重的工具之一。隨着道學的官學化,利禄之塗再一次使一種原本充滿生機和創造力的學術發生工具化,道學之士對於考據學的引入,使其内部反思發展出了哲學義理的學術化。道學之外,傳統世儒在科舉、教育、印刷等文化的多重合力下,更多關注了文獻的整理、校勘、考訂、刊刻,關注各類社會政治經驗知識的接收、考辨,并不斷將之記錄於文字。各方的這些需求共同推動了兩宋考據學的發展,也構成了南宋考據學的多樣繁榮。南宋考據學的呈現形式多種多樣,主要包括校勘、目錄解題、隨筆劄記、史料考異糾缪等。前二者顯然與宋代興起的印刷文化有密切關聯:書籍刊刻對文字準確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校而刻越來越成為一種普遍訴求,對於書籍文字、内容的校勘考證便應運而生,對於印本書籍文字的指摘糾缪,也漸漸增多。因此,第三章討論印刷文化背景下,考據學在校勘、目錄學方面的進展。筆記是宋代考據學的重要方面,其中產生了不少考據學的專門論著,並且隨着南宋學者讀書風氣日益濃厚、博學重知之學術方法對於義理之學的反思,筆記逐漸專門化為學術筆記、讀書劄記,這在宋學考據學與清儒考據學之間架設了一座橋樑。這是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宋人重視大型文獻的編纂,這自然涉及對於文獻的整理、考辨與研究,這一需求培養了宋人的文獻學意識,也推動了史料求真的考據學發展。本文第五章以史注與類書為例,對此類形態的南宋考據學作一探討,認為南宋史注對於史料的更為客觀嚴謹,而《玉海》則是南宋真正以文獻的精細考證作為編題纂集前提的一部類書。考據學不僅是一種學術方法、原則,在學術思想史的視域下,也是學術史、思想史本身。對於南宋考據學的研究,正是力圖通過這一時期學者對考據學的方法運用、觀念討論、價值反思,管窺一代學術思想的另一種存在與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