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市场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发展迅速,但由于法律滞后性以及违法成本低,导致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屡禁不止,行为人为了获取高额利益,利用各种信息手段诱导投资者作出非理性决策而使其遭受重大损失。自我国第一起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民事案件即汪建中案起计算,我国还没有投资者因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而成功获得民事赔偿的案件,主要是因为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责任规定的不完善,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不足之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不但会损害投资者的积极性,而且会扰乱正常的证券市场秩序,不符合《证券法》的立法目的。因此,对我国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责任规定存在问题的探究及其完善是很有必要的。通过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近五年的有关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统计,并且对近十年的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的典型案件进行梳理。鉴于数据的分析,从信息型操纵市场民事责任的相关立法入手,结合《证券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中新增加的内容以及恒康医疗案件,分析出我国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责任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客观标准不明确;二是行为人与中小投资者之间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三是代表人诉讼制度不能完全适用我国证券市场;四是中小投资者过度依赖诉讼,救济途径单一;五是民事赔偿标准不明确。最后以完善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责任为核心,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借鉴美国部分经验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对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民事责任的完善提出建议,比如在举证责任方面,建议部分举证责任倒置,让行为人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减少中小投资者举证难度;在民事诉讼方面,在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结合美国集团诉讼中“默示参与,明示退出”制度,适当扩大代表人的权限;另外,可以适用多元化救济途径,分散法院压力,把诉讼落实为司法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