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国际投资条约中都规定了投资定义条款,用以界定条约适用的范围,但该条款在不同时期的规定截然不同,总体而言,呈现的是一种扩大化趋势,晚近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简称ICSID)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简称NAFTA)仲裁庭中出现了一系列涉及投资定义的仲裁案件,这些案件的仲裁庭虽然在对该条款所采用的解释方法和认定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大都做出了构成投资的裁决,并扩大了条约对构成投资财产类型的规定,仲裁庭的这种实践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家以及学者的关注,但对该问题理论上的研究还比较少,我国在对外签订的投资条约中也包含投资定义条款,界定的不明确以及宽泛性语言使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投资仲裁风险。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历史研究以及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投资定义在相关投资法律文件的规定以及仲裁庭的发展进行分析,以期清晰地把握投资定义总的发展方向,对我国目前投资条约中投资定义条款以及面临的风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介绍了投资定义在国际投资立法中的发展及其原因,并对不同阶段的投资定义规定进行了比较,重在阐明投资定义在国际投资立法中的泛化趋势。第二章主要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ICSID仲裁庭20多年来对投资定义所做的裁决,以说明仲裁庭总的趋势是扩大解释投资定义条款,并列举一些案例说明仲裁庭对投资范围的扩大。第三章选取了当前国际投资领域内的若干有争议问题,并结合案例进行理论上的分析。第四章重在论述中国当前对外投资条约中对投资定义的规定,指出这种规定在投资定义泛化趋势下中国面临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