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制造业飞速发展。伴随着中国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大幅提升,制造能力逐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被誉为“世界工厂”,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是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来看,中国离制造业强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加工制造优势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出口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是服装、纺织、鞋、玩具等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而出口高技术产品中加工贸易占较高成分,国内增值部分较低,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主要依赖于进口。中国制造业面临各种内外部压力:在内部,受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弱、对外依存度高、核心竞争力缺乏、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在外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过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以矫正制造业“空心化”,寄希望于产业政策调整来扭转经济颓势。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不是回归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加工制造业,而是发动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依托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实现制造业再升级,以培育先进制造技术、发展高端制造业来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为目标,重振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抢占先进制造业新的制高点。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正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通过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实现产业升级、技术积累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因此,提升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刻不容缓。针对以上背景,本文提出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全球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格局是怎样的?中国的贸易地位如何?(2)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影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3)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应该遵循怎样的升级路径?(4)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动力是什么?本文采用结构观视角,通过四个子研究逐一回答上述问题:子研究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格局。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可视化工具,直观的展示全球主要国家之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全景图,便于清晰的识别中国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及变迁。子研究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量、国际比较及实证分析。借助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国际市场份额(IMS)、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四个“量”的层面竞争力评价指标,以及产品出口复杂度、经济复杂性两个“质”的层面竞争力评价指标,全面测度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深入比较中国与部分发达国家在产业上的差距,并实证检验影响经济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子研究三: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路径选择。基于Hidalgo等(2007)的产品空间理论,建立计量模型,比较中国、美国、韩国、印度、阿根廷五个典型国家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不同升级模式,以便为中国选择合适的产业升级路径;并识别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的潜在竞争对手,以及最具升级潜力的产品。子研究四:后发技术密集型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动力。采用案例研究法,选择三一重工、沈阳机床、华为、联想四家具有代表性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企业访谈、调研等方式获取一手资料,通过企业官网、企业年报、媒体报导、公开出版物等渠道获取相关资料作为补充,基于知识基础观,采用扎根理论严谨的编码程序,深度剖析案例企业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竞争力提升的逻辑,提出相关命题来构建中国后发企业技术追赶实现竞争力提升的理论。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中国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对外贸易量快速攀升,贸易地位、贸易影响力、控制力均明显增强,跻身核心国家之列。(2)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了大幅提升,在部分领域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竞争实力,中国出口品中的国内技术增值部分正在增加,但总体而言竞争力较弱,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现出较强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在一些尖端技术行业仍然较为落后。实证检验表明:过于依赖自然资源不利于经济复杂性提升,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复杂性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对经济复杂性有一定的作用,创新能力对经济复杂性有明显影响,制度质量是影响经济复杂性的关键环境要素。(3)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遵循基于比较优势的渐进式道路,必须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尤其是中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作为产业升级的坚实基础,同时在新兴技术以及高端制造业领域适度赶超。(4)中国后发技术密集型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前提是核心技术资源的积累。核心技术资源的形成首先来自不依附于发达国家、自主创新的信念,通过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取得突破性自主创新。跨国并购是迅速获取前沿技术的高效途径,通过赋予被并购企业高度自主权,保证平稳过渡、维持被并购企业创新能力,得以实现技术获取目标。后发企业竞争力最终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并购发达国家企业、设立海外研发基地、建立海外合作企业等是快速提升技术、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有效途径,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全球本土化等途径构建以我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掌握话语权。本文的主要贡献有:第一,从“量”的层面和“质”的层面全面评价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资源基础观并加入制度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了影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拓展了资源基础观的应用;第二,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实证分析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升级路径,明确了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产业升级的边界;第三,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基于知识基础观,深入剖析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后发技术密集制造企业成功实现技术追赶的典型案例,发掘后发企业独特的竞争力提升动力,丰富了国际企业管理理论。本文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第一,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影响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应当注重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能力培育,提升产业技术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促进将前沿技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加快资本积累速度。第二,产业升级应当坚持以比较优势为主导方向,在一些具有战略地位的产业以及新兴技术产业加大政府扶持力度,适度偏离比较优势。完全遵循比较优势会导致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长期徘徊在低端,难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偏离比较优势的跨越式升级建立在扎实的产业基础之上,这种升级路径适合发达国家,不适合中国这样产业基础薄弱的国家。第三,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深刻影响全球生产和贸易活动,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必须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技术能力薄弱阶段可以通过嵌入式参与全球价值链来学习并吸收发达国家技术,以便积累技术能力;当形成一定的技术基础后,逐渐过渡到构建以我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摆脱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端锁定”的困境,将自主创新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