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过去五年,我国GDP达到39.8万亿元,年均增长11.2%,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2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三资本输出国,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231.2亿美元,占全球当年投资流量的9.1%；对外直接投资存量8826.4亿美元,占全球当年投资存量的3.4%；流量连续三年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3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投资大国。从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高效制度质量的国家(地区)吸引我国对外投资更多,初步判断制度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高效的制度质量可以降低投资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对外投资。“一带一路”战略自2013年提出以来,针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数不胜数,但鲜有从制度视角去研究我国对这65个国家投资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下将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探究制度质量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直接投资有何影响、应该如何进行合理的区位选择。本文首先梳理了前人对制度质量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和文献,然后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三个方面构建制度质量指数并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跨国比较。在理论方面,本文从交易成本的视角探讨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三方面分别阐述了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分布相对集中而且存在一定的内在规律,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经济类因子的影响,本文则尝试着分析包含经济因素在内的制度质量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以上理论,本文重新构建制度质量指数,利用2005—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存量数据,从实证方面分析了制度质量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制度质量对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直接的促进作用,即我国的对外投资倾向于制度质量高的国家,一国的制度质量越好,其吸引的我国投资越多。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其他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如地理距离、汇率指数、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状况、语言等因素,研究发现这些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就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从提高制度质量,增强信息有效沟通的支持力度,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企业加强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并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