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西方纪录电影开始重新对待“虚构”这一表现手法,称之为西方新纪录电影。21世纪初,中国电影研究者开始了对西方新纪录电影的关注,进行了相关的译介与思考,在此之前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并引发了纪录片变革之路。本文以核心文献为基础,尝试重新勾勒西方新纪录电影的提出原因、演化过程及其中之学术论争,回答“西方新纪录电影是什么”;探讨“西方新纪录电影”这一理念进入中国的过程,研究新纪录运动时期的底层影像表达,理清西方新纪录电影与中国新纪录运动之关系;最后,将西方新纪录电影放置在中国当代纪录片史研究的历史脉络中,寻找西方新纪录电影在中国的发展与流变。文章首先分析了西方新纪录电影,即“new documentary”本身并不作为一种理论流派,只是纪录片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的类型的纪录片,向上可追溯至对直接电影的反叛,向下可衔接旅程式纪录片与电视真人秀的发展。其次探讨了中国新纪录运动时期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一方面,中国纪录片虽完成了虚构—非虚构—虚构的循环,但整体上存在滞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纪录片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针对纪录片批评性话语造成的短暂混乱,深入探讨西方“新纪录”在中国的本土化,其中艺术手段的本土化是易于操作的,意识形态的表达却难以等同。对照“新纪录”在中西语境中的内涵,中国纪录片中的“新纪录”的“新”更多表现为纪录片的独立精神,但西方“新纪录”更注重“新虚构”,中国“新纪录”在创作理念上明显表现出“拿来主义”的倾向,在创作中,以直接电影为指导,却被冠以“新纪录”的头衔。此时怀斯曼神话在中国还未散场,这种大力推行长镜头、同期声、不干涉原则的创作手法被认为是中国的“新纪录”,造成误读。尽管如此,新纪录运动解决了中国纪录片“现代性落地”的问题,使中国纪录片创作很好地与市场接轨,纪录片创作从旧有的体系中解放了出来。2005年后,真实不再是纠缠不清的中心话题,多元化、市场化、国际化成为了发展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