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文学创作恒定的主题,梁鸿以返乡者的身份,以文学的形式为“故乡”印刻下了历史的瞬间,她以虚构和非虚构形式所书写下的“故乡”,不只是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结构单位的梁庄和吴镇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当下时代进程中千千万万乡镇的缩影。在梁鸿的“故乡”叙事中,每一个乡镇中人物的片段都存在于大的时代背景之下,都处于大的历史洪流之中,梁鸿所写下的“梁庄”和“吴镇”是了解中国乡土社会发展历史的切入点。梁鸿的“故乡”叙事探询了乡镇内部生活的丰沛和驳杂,描写了梁庄和吴镇个体生命的迁移和流转。她以坚守——逃离——回归的流转轨迹,以故乡为叙事中心,塑造了被动的留守者、“漂泊”的外出者以及“归根”的返乡者这三类人群,展现了一副广阔鲜活的生命图景。除了对故乡人的生活类型进行展示之外,梁鸿也关注到这些人物背后的生活经验。梁鸿的“故乡”叙事中呈现出了乡镇中各色人物的生死观,他们认为生是注定与苦难共存的,但他们并没有被苦难打败,而是选择直面并接受苦难;死亡也并不意味着走向虚无,而是一种自然归宿,坦然接受死亡成为他们最终的选择。此外,“熟人社会”的情感异化、故乡家庭内部的疏离以及乡土地缘关系的终结也共同构成了梁鸿笔下“故乡”的伦理空间。梁鸿的“故乡”叙事采用了荒诞和纪实并轨的叙事手法,荒诞体现为意义荒诞和叙事荒诞,凸显了现代化进程夹缝中故乡人的荒诞人生以及精神异化。梁鸿通过塑造非现实的农民形象和人灵共居的非常态的生活状态,采用超现实的夸张的变形、时空错乱和象征隐喻等书写方式,展示了以梁庄和吴镇为代表的故乡生活形态与村民的人生命运。纪实体现为“非虚构”技巧的介入,梁鸿通过田野调查和口述实录的方式,一直用自己的脚步和目光丈量家乡,用真心倾听每一个梁庄人的故事,为人类留下中国的乡镇以及乡镇中人们生活的印记。史料的引证呈现出时代转型下完整的梁庄变迁史。梁鸿始终采取的是一种沉浸式的“故乡”叙事姿态。原汁原味地方性语言的引入呈现出别样真实的乡村生活,这种在场式的讲述方式拉近了与故乡的距离。梁鸿以“农民之女”的在场式书写姿态重回梁庄和吴镇,不仅是肉体的在地,更是精神的闪回。通过“农民之女”的第一视角观察乡镇女性的生存困境,梁鸿对故乡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叙述,将被遮蔽住的乡村个体和日常生活重新呈现在大众视野中。梁鸿的“故乡”叙事是对中国传统式家族叙事的继承,接续了传统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体现为以家喻国以及家和国同衰同荣,具有以小见大的叙事功能。在继承的同时,又有所拓展,梁鸿以长河式的书写方式记录个体生命,重构了新的家族形象,打破了之前家族叙事的封闭性,开拓了传统家族叙事的多重可能性。梁鸿的“故乡”叙事呈现了“空心村”的社会景象,显露了乡镇精神文化的崩塌,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样本。她的“故乡”叙事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但也因为这样的身份注定了对于“故乡”的叙事必然是一场“艰难的重返”,作为学者的叙述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文学表达,而过去的故乡与故乡的现在所形成的时空间隔也使得梁鸿的“故乡”叙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情感的偏差。梁鸿的“故乡”叙事是当下知识分子返乡书写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对中国当代乡镇日常生活状态的一个真实的记录,具有社会学和文学的双重价值。“故乡”叙事是梁鸿创作的主旨及诉求,她用文字搭建起的梁庄和吴镇具体而微、富于变化,她笔下的家乡是复杂的文化生命体,保留着人性的善恶,呈现着乡土的溃败,梁鸿用开阔的眼光、坚实的笔力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质的中国乡镇的历史瞬间,她从梁庄和吴镇出发,从个人体验出发,以管窥豹,折射出中国当下乡镇的发展现状,她的“故乡”叙事不仅呈现出乡土中国的生命伦理学以及中国式乡镇生态学,也为读者了解中国乡镇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