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洛克在对自然法的论述当中,较多强调理性在认识自然法时的作用,后期也关注启示和传统习俗对于普通人知道自然法所起的作用。自然法的基础既不是同意,也不是效用,因为它独立并外在于人,上帝与人的关系是人遵从自然法的原因。自然法的约束力是普遍的,因为所有人都受造于上帝并因而彼此平等。但在进入政治社会之后,因为在共同体中承担的角色有所不同,人们承担的义务也就不尽相同。不同于霍布斯,洛克认为自然法在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中都具有效力。在自然法的所有要求当中,保存人类这一条尤为重要,从中可以推出一系列后人熟知的基本权利。如果自然法仅仅要求每个人自我保存而不顾他人,将导致一系列理论难题和实践恶果。因为自然法要求每个人承担保存人类的义务,每个人也就获得了受他人保存的自然权利。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中的不便,每个人把自己的个人审断权利交予共同体,由后者的代表代为执行,进而更为有效地保存所有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伴随权利让渡的完成,人类进入政治社会。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立法权和执行权纠葛不断。拥有执行权的君主或行政机构,在面对法律条例没有明确规定的棘手问题时,只得自由裁量,这在一定限度内是合法的,因为它最终促进了公共利益;但这也为执行权的扩张留下了隐患。随着统治者追求绝对权力,侵害人民财产,政府背离了最初人们设立它的目的,疑惧开始弥漫笼罩整个社会。洛克认为,这是君主发起的叛乱,导致社会重新进入战争状态,此时人民有正当权利通过革命进行反抗。至此,洛克完成了从自然法到革命权利的推定与证成。对比洛克与亚里士多德二人的革命理论不难发现,古今两位政治哲人虽然面对的问题和立论主旨迥异,在有关革命的诸多假定上几乎一致。他们都认为,暴政必将导致革命,革命发生往往是由于统治者的贪婪和对公共利益的背离;为避免革命,统治者必须禁戒自己攫取绝对权力和侵犯民众财产。这种一致彰显了政治哲学家共同体的使命:以革命的可能性警戒统治者政治权力的目的和界限。当然,相对于古典哲学家对于德性维度的强调,近代的洛克直接为平等权利声辩;没有人因其品格卓越而自然地具有统治他人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