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监管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时至今天,国际上金融监管的发展潮流正由“危机推动型”转变为“效率推动型”,各国监管当局在监管取向上越来越多地考虑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的同时,已越来越关注监管本身的效率问题。然而,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金融监管效率的研究却远不能跟上实践的步伐,因此,金融监管的效率,特别是银行监管的效率,便成为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本文在系统梳理银行监管理论以及金融效率理论的基础上,从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银行监管效率问题的主要矛盾入手,通过构建简单的博弈模型,将狭义银行监管(即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为)从广义银行监管范畴中解析出来成为全文的具体研究对象,秉承主流的成本—收益分析法,通过效率的核心与监管当局实施监管的成本与收益联系起来,从而构建起函数模型,为分析监管效率提供研究范式,并形成了以监管力度、监管成本和监管收益为“三足”的银行监管效率分析框架。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有关理论研究的不足和既有研究成果的缺陷,本文着重对历来被公认为难题的监管成本和监管收益进行了测度方法上的探讨。按照分类处理的思想,本文将抽象多样、难以计量的监管成本和监管收益进行了详细地分类,分别提出较为可行的测度方法,进而形成了一套测度方法体系。其中,尤其针对最为关键的合规成本和间接收益问题,本文创造性地提出了“成本分配法”、“传递机制分析法”以及“替代变量法”,为真正运用成本-收益法分析银行监管效率问题提供了操作性较强的方法论。　　 为了全面评估我国银行监管效率状况,本文对我国近年来的银行监管涉及到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通过初步运用或定性使用本文提出的银行监管效率的测度方法,分别从整体与局部两个层次对我国银行监管及其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率进行了深入分析,推导出导致当前我国银行监管效率不高的主要症结,即监管行为力不足、监管合规成本较大、监管激励不尽合理、监管收益传导不畅等,进而“对症下药”,提出了转变监管模式、提高监管行为力、改进传导机制和优化外部环境等三大增进银行监管效率的路径。　　 在研究如何增进银行监管效率的过程中,本文还首次全面研究了新兴于英国的“原则监管”模式。通过与传统规制监管模式进行比较,本文对原则监管的产生原因、内涵与优点、主要特点、重大影响、潜在挑战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并通过对比研究实施两大模式的代表性国家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为我国做出既符合现实国情又顺应历史潮流的适当选择,莫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本文还将监管行为力分解为监管向心力、执行力、配置力和保障力,分别详尽地论述了有关概念范畴、现实状况和政策建议,研究范围几乎覆盖了银行监管的全流程。论文还着力研究了风险监管、分类监管、法人监管等关键内容,突出了当前我国银行监管的工作重点。此外,本文对银行监管传导机制的研究也颇有心得,而优化外部环境的建议也展现了实施广义银行监管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