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往往需要大额、长期的资金投入，而我国基础设施的长期资金来源除了财政资金外，大多依靠银行贷款，表现为长期资金来源结构单一。在银行方面，资金需求的长期性和银行“流动性”之间也存在矛盾。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往往跨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地承担着经济发展的系统性风险。以长期银行信贷承担大额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金融风险是有条件、有限度的。随着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扩大，长期信贷风险也在不断积聚，如果“厚积薄发”，将可能造成社会灾难。因此，在基础设施融资领域，需要建立必要的金融机制以支持投资的增长，建立必要的体制安排来分担金融风险。该文基于资本结构理论，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资本结构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结构的形成原因，结合对中国基础设施融资环境的分析，试图对我国基础设施融资体制改革和融资管理的相关问题提出建议方案。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明确了该文要研究的问题：即我国基础设施领域存在低融资效率和金融风险不对称问题。围绕提出的问题，明确了研究范围，介绍了研究方法。 第二章对融资理论、与基础设施相关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回顾和整理，为后而章节的分析建立理论背景。 第三章分析了基础设施市场化的背景、原因和主要模式。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背景是凯恩斯主义的退出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为基础设施融资寻找财政之外的资金来源；第二，提高政府主导所导致的基础设施运营低效率。此章针对有代表性的以政府特许经营为基础的BOT模式为例，根据静态权衡理论，推导了在市场环境下，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负债能力及其最优融资结构。证明以CAPM模型为基础展开，主要考虑“税盾”效应和破产成本，结论是：在完全市场化融资条件下，一个市场化基础设施融资项目存在一个最优融资结构。 第四章分析了我国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背景、特点和主要模式。内容涉及政府和市场边界的确定，三种融资方式，即财政融资、信贷融资和资本市场融资的结合。国内相关文献认为，我国公司也存在一个最优资本结构，对于这个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会导致融资结构的调整。这种结论是否也适合于我国基础设施融资结构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我国基础设施融资主体的破产软约束、政府背景导致的“融资饥渴”，也有权衡理论本身的缺陷：它不能解释有些行业公司破产概率很小，但却维持着一个很低的资产负债率。那么，紧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基础设施资本结构形成呢? 借鉴Booth和Aivazian等(2000)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确定的思路，该文从资本结构理论的三个主要模型出发，即静态权衡模型、优序融资假说和代理理论，考虑我国基础设施领域公司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 结合我国基础设施融资环境和特点，该文先归纳出了8个影响基础设施融资结构的因素，即：所属行业(INDU)、市场化程度(MARK)、增长率(GROW)、公司规模(SIZE)、公司资产结构(STRU)、公司盈利能力(PROF)、公司经营风险(VOLA)、非债务税收庇护(NOND)。 资本结构用总负债/总资产(TFA)、长期负债/总资产(LFA)、流动负债/总资产(SFA)来衡量。 样本是根据我国以基础设施为特定投向之一的政策性银行的客户数据整理而来。 第一步先用主成分分析法，找出特征值；第二步，用特征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回归。这种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消除了初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实证分析的结论为： 一、影响发达国家公司资本结构的一些因素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中国基础设施公司的资本结构，但又有非常明显的转轨经济特点，表现在制度因素、行业、市场化程度)与公司资本结构有非常明显的相关关系，它对基础设施领域的“融资饥渴”有很强的解释作用。 二、我国基础设施公司长期负债率偏低，和长期资本结构回归函数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间接地解释了基础设施领域“借短用长”的现象，也说明了基础设施领域长期资金来源结构单一问题。 三、公司成长性与融资结构关系不明显。说明公司和有关金融机构并不注重预期性分析。进而说明资金供给市场对企业的行为约束小，对企业价值增强影响力弱。 此章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结论与融资环境分析，再次印证了该文提出的问题：基础设施领域融资效率不高、金融风险不匹配(期限错配)。 第五章对前文的问题给出建议解决方案。包括两大部分：在宏观上，基础设施融资环境建设——深化基础设施融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促进政府与基础设施融资主体脱钩，促进其进一步走向市场。另一方面，完善融资市场，扩大长期资本来源；在微观上，进行基础设施融资管理来分散和防范风险，包括融资结构管理和融资风险管理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