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於思想史的視域,對《春秋》胡氏學的思想理路、學統淵源、治體建構、義理大綱、類例體系、批評發展及經典化進行了研究,認為《春秋》胡氏學開創了不同於漢代經學的理論品質。第一,經學研究從以禮制說經轉變為以義理說經,此義理即是二程奠立的道學。第二,宋儒經學一個重要目的,是推闡王道政治的“治體”理論,作為本朝最高政治憲綱和立國大法。第三,北宋經學由“外王”轉向“內聖”,並由“內聖”發展出新“外王”,此種“曲折”無疑是以二程為分界點。第四,《春秋》胡氏學,不僅是對二程《春秋》學的繼承,更是對其“內聖外王”之道的發展,是對北宋儒學進行檢討和審視的產物。第五,《春秋》宋學的分歧不在於義理大綱,而在於說經方法,即所謂褒貶凡例的問題,宋儒之下以破褒眨凡例之說為主。第六,胡安國所奠立的《春秋》大義,決定著南宋到清初《春秋》學理論的基本形態,後儒並沒有超越胡氏學的規模,只是以朱子學修正胡氏學。第七,程朱道統的追述與建構,對胡氏學地位上升有促進作用。總之,《春秋》胡氏學的誕生,反映了儒學發展重新詮釋《六經》的內在要求,也是道學建構《六經》理論體系的重要表現,是《春秋》學由漢學轉向宋學的產物,在建構宋儒經學基本理論過程中,起了開創性的作用。胡安國藉助《春秋》,實際上批判和改造了漢儒經學的舊有體系,建立了宋儒經學“內聖外王”“體用一源”“理一分殊”的說經範式,既指導了王道政治的建設實踐,也推進了儒學思想的理論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