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风格独特的小说家,被称为文坛的“奇才”、“怪才”,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以来,一直备受关注。由于他勇于尝试和创新,善于借鉴并运用多种创作手法,其作品也呈现出多种迥异的风格,所以尽管研究和评论众多,却很难将其确切地归入某一种流派。但是仔细研究莫言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历史小说在其中占有很大的分量,1986年问世的《红高粱》就被认为是“新历史小说滥觞的直接引发点之一”。新历史主义是欧美文学界倡导的对历史文本重新阐释和解读的一种思潮,受其影响,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在二十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近十年的时间里蓬勃发展起来,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莫言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也进行了多种尝试,创作了一批堪称典范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总体来讲,受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莫言小说中的历史意识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浓重的底层价值观,二是强烈的主观化历史倾向。莫言小说中的底层价值观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故事背景的民间性,莫言小说中的历史多是架构在“高密东北乡”这个精神故乡之上的,莫言正是以他饱含的热情和深沉的思考,在民间的土地上建筑起了他的文学王国；二是故事视角的民间性,既表现在对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民间思想的宣扬,又表现在儿童视角的民间性上,用儿童的视角叙述历史,将历史巧妙地置入民间来进行讲述；三是描写手法的民间戏谑性,将厚重、庄严的历史用民间戏谑的手法表现出来,对历史进行了另一种角度的叙述；四是语言的民间性,在莫言的作品中有很多方言、戏文,既增强了小说的可信性,也印证了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信条。莫言小说中的主观化历史倾向体现在叙述的方式和讲述的内容两个方面。叙述方式的主观性一方面是独特的叙述者,比如《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我奶奶”这种新颖的主观视角,不仅给读者以历史的真实带入感,还能为作者提供广阔的叙述空间；另一方面是对想象和感觉的青睐,莫言是当代文坛尤其注重想象和感觉的作家,这种感官化的处理成为作者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将小说的叙述转化为一种生命的真实感受。而叙述内容的主观性,则表现在欲望化的历史叙述和审丑化的历史叙述两个方面,正是因为这种主观性的内容叙述,才使得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的是边缘化的、民间的历史,看到的是有人性、有欲望的人物和丑陋但却真实的底层生活场景。除此之外,莫言的历史小说还有两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人物的传奇性和故事的悲剧性。莫言有很多小说都是用传奇的外形来塑造人物的历史,这使得他的小说叙事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莫言有意识地赋予他作品中的人物以传奇化的精神和性格,寄托自己对历史和英雄的看法。同时,莫言还怀着怜悯和忏悔之心重返“二十世纪历史场”,那些逝去的人们作为历史的演员,都充当了悲剧性的角色,诠释了在历史的进程中,人总是处于悲剧地位的观念。莫言之所以会形成这样风格鲜明的历史意识,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童年的经历,童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都是其后来小说创作的积淀；二是齐文化的熏陶,齐文化中的勇于抗争、包容豁达、富于想象,是他不断尝试和创新的动力；三是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思潮的影响,恰逢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时期,莫言能够感受到文化之间的碰撞和百家争鸣的热闹,尤其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和国内的寻根思潮,更是促使他后来多部历史小说创作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