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作为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内容包罗万象,文字生动流畅,是我们了解先秦社会以及研究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的重要资料。本文则尝试从审美人格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全文共包括五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对《礼记》文本产生状况的介绍。这一部分是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的：一是《礼记》的主要内容与成书年代；二是《礼记》产生的文化土壤；三是《礼记》产生的思想背景。作为一部儒家的学术汇编,《礼记》的内容不可能像个人著述那样单纯、有体系和观念统一,主要包括先秦的典章、名物制度,礼仪以及儒家的思想观念。《礼记》累世相传而成,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的成篇年代和编选成书一直是礼学研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除了个别文献中有秦汉人增加的文字,其主体部分是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孔子及其学生、后学之作。不能因《礼记》是西汉人戴圣编纂,就把《礼记》四十九篇认为是汉代的著作。礼乐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是《礼记》产生的文化土壤,就总体趋势而言,先秦两汉时期礼乐文明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制礼作乐、礼坏乐崩和独尊儒术三个阶段。“天人合一,,观念的成熟与定型是《礼记》产生的思想背景,将礼乐置放于“三才”理论与阴阳、五行学说等思想背景中进行演说是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路,这是由古人的文化视野所决定的。第二章旨在考察儒家审美人格的根本特征即美善统一。儒家思想体系是以伦哩道德为核心的,这种本质特征体现在美学思想上便是美善统一的观念,所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典范是尽善尽美的君子。君子以德为本,不过君子这一概念最初是作为身份等级的特权称谓,孔子第一个把这一概念道德化并使之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范型。君子人格中的基本内容构成了儒家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人格理想：就内生而言,正人君子须有仁德操守；就外在而言,文雅君子须要仪表端正；内外合一的话,谦谦君子必然温柔敦厚。若要到达尽善尽美的道德境界,一个人需要在各种环境中锤炼自己的品格,于是在日常的待人处事中形成了蕴育其中的慎独功夫。人们对慎独的认识总体上是对郑玄“谨慎独处论”观点的沿袭,但其真正含义是回归本性也即“心独”而不仅仅是“身独”。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儒家的慎独：从形而下的层面来说,慎独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行为,是一种外显境遇;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讲,慎独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体悟,是一种人生境界。第三章主要论述儒家审美人格的形成途径即审美教育。按照人一生所处的生活空间,我们把《礼记》中的美育实施途径分成家庭美育、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来进行论述。父母对学前的孩子进行教育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有所侧重,到了一定的年龄便要行冠礼,冠礼被视为“礼之始”。成人之后的个体所面临的家庭之内的大事便是被称为“礼之本”的婚礼了,周代婚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和亲迎六个仪节,整个婚礼过程都体现了“男帅女,女从男”的伦理原则。儒家之礼“重于丧、祭”,原因就在于通过这种制度可以调节宗法人伦关系。一般说来,男孩到十岁便要出外求学了,传统社会的教育活动是以乐教、礼教和诗教为主要内容的。一个人在家庭和学校中接受相关的教育和训练就是为了走向更广大的社会,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是通过对乡人、国人不同的对待方式即乡、射、燕、聘之礼而得以体现的。实际上,每种礼仪都是通过一系列程序化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语言、服饰等表达出“贵贱有等,长幼有序,朝廷有位”。第四章专门分析儒家审美人格的理想境界即中和之美。在儒家看来,经过自我修养成为承载中庸之道的君子便到达了人格的理想境界。中和思想源头是古代的尚中意识和尚和思维,孔子正是在继承“尚中”、“尚和”思想传统以及“尚中致和”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形成了“过犹不及”的中庸理论。“中”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是以天人合一的观念作为逻辑前提的,虽然天道直接向我们开放自己,但我们却无法直接居有天道,因此对天道的接纳就具体落实在成己、成物、成人之中。依靠个体主观努力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必要条件是“诚”,“诚”作为沟通天人物我的桥梁,其目的就是使万物各得其所、宇宙和谐运演。君子作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其目标就是达致中和境界,儒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行为规范,若对这些具体方法进行抽象概括可归纳出两种方法：“执两用中”与“时中”。“执两用中”是中庸之道所据以立论的最基本的法则,是一个总的抽象的原则,而“时中”则是“执两用中”原则的实际运用。第五章重点阐发儒家审美人格的现实目标即理想社会的实现。先秦儒学追求的是有道的天下,其具体内容就是希望重建社会秩序,让人们生活在规范化的、有安全感的社会之中。这种儒家理想的实现所依靠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也即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看来,通过内圣外王之道所建立的理想社会是大同小康和谐社会：把大同观念视作一种乌托邦思想已成为现代人的通见,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不是存在于想象中的理想之境,而是发生在远古时期的生活样式；小康作为“天下为家”的理想社会普遍被认为是略逊于大同的,但小康的意义并不比大同小,两者之间基于历史时势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大同时代的大道在小康时代就跻身于礼乐之中。所以说理想社会的建立必须依靠礼义的指导,礼义作为教化民众的工具就达到了移风易俗的目的,其结果则是“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古代的明君贤臣穷其一生努力实践内圣外王之道,其目标正是为了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