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为表意文化,对了解一个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倡导除了从技术和艺术形式层面对艺术进行深入阐释之外,努力了解艺术创造者们的文化理念,由此发现背后的概念系统和意义体系,认识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本文选取1949年以来的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艺术发展历程中不同力量——国家意识形态、年画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行为表现进行观察,探讨作为民间艺术的年画,在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设想和定位中,如何借由年画生产者、消费者的活动,以作品保留或改变的方式进行传承和变迁,以个案的形式讨论民间艺术发展中不同力量博弈或互动的关系,以此回应人类学对于结构与能动性关系的讨论。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将杨家埠木版年画置于具体的历史空间下,以民间艺术中不同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动为载体,着重关注艺术生产实践中“人”的表现,将艺术实践者的内部观念和行为与外部的社会文化影响联系起来,探讨民间艺术与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参与观察、访谈与文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地域性的田野作业。以文献资料的方式解析不同历史时期下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参与观察和与当地人对话的方式了解艺术生产实践中“人”的所思所想和具体活动,探讨民间艺术发展各种变化发生的原因,以之反观艺术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从而搭建艺术和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桥梁。本文包括绪论、主体内容、结论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简要介绍论文选题意义、学术界相关研究动态和理论回顾以及年画研究现状。第一章关注1949年新政权建立初期,在国家意识形态试图借由年画作为其政策推行工具的导向下,专业美术工作者介入杨家埠地区的年画创作和生产,观察这种情形下,年画生产群体和消费群体对于各种画作呈现出了不同的表现,并探讨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第二章描述文革时期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生存境况和遭遇,关照其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定位,民间艺人和年画消费者在高压政策下的各种举动和特殊时期传统画版及画作的留存情况,叙述该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年画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互相周旋、最终表面妥协的状态,勾勒出特定历史时期杨家埠木版年画发展的具体场景。第三章以改革开放后新的文化政策空间下,杨家埠木版年画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情况为主线,描述杨家埠木版年画在遭受重创之后逐渐恢复和发展的过程,观察在当地政府以旅游文化拉动地方经济的诉求下,不同年画创作群体承担的任务和行为,探讨该时期杨家埠木版年画发展的新特点。第四章以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开展为切入点,从年画功能转换、消费者群体变化产生的新需求和年画生产者艺术实践行为的变化等几个方面展开,探讨新的政策空间下,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艺术的抢救、保护政策对于民间艺术实践者生存状态及艺术创作走向的影响,关注年画生产者在新的外在力量下如何自我调整,对年画的未来发展做出新的探索。通过以上论述,本文初步讨论如下儿方面问题：其一,民间艺术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联。将杨家埠木版年画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全貌式的观察、描述与研究,可以发现,民间艺术虽以小范围社会的集中区域为生产地,但却以艺术实践折射出特定时期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而同时又以这些艺术生活范畴内的行为方式,反映了特定条件下,不同群体根据自身需要而时刻进行着、未曾停歇的社会文化生活。其二,民间艺术发展中各方力量的相互关系。以杨家埠木版年画发展为例,关照国家意识形态、生产者和消费者三方力量彼此磨合、博弈或互动的关系,从“自相关”、“有关相关”和“无关相关”几个层面分析这些力量在艺术实践中的位置及行为原因,讨论民间艺术发展的规则和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艺术实践呈现出的不同发展轨迹。其三,艺术生产场域中“人”的行为表现和作用。通过叙述不同历史时期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本文认为,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外部的结构系统对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发展有着不可否认的强大作用力,但是,外部环境的影响,最终作用的对象仍是承担艺术生产和消费的“人”,不同群体的“人”并未拘泥和服从于这种外在的力量,他们在外部结构允许的范围内,以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为依据,借由对年画的态度和行为传达对于外部力量的理解和意见,以磨合的方式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顺应或推动外部结构的改变,最终形成了从相对稳定却从不静止、具有连续性且永远对所有“人”开放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