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针对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脱实向虚”等问题,从微观层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够促进企业投资效率并探讨其实现机制,进一步分析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投资效率影响的差异。通过选取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并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当上市公司受到较高的融资约束时,公司的投资水平较低且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在中小板上市的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高时,一般会产生投资不足的现象。(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对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越明显。(3)当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处于较高水平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投资不足呈负相关关系。如果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较高,即使上市公司由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而出现投资不足,依旧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而降低企业资金压力,从而更好的把握投资机会,改善上市公司的投资力度不足的情况。(4)当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对公司的投资过度影响并不显著。不可否认当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较低时,企业可以获取足够的融资来进行投资。但是企业投资过度也有可能是由于代理成本问题引起的,此时融资约束并不能成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投资过度的中介变量。(5)在人均GDP达到门限值之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抑制投资效率,但当其跨过门限值之后,就会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这可能是因为我国政府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限制,致使金融政策传导机制不够畅通,从而引起数字金融政策需要经过一定的时滞才能发挥作用,尤其是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地区适应新政策的时间越长。在这段时期内,可能会发生金融资源不合理错配的问题,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却抑制了投资效率,但度过这段时滞期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就会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