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1939年1月16日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先后下辖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浙江、上海及香港、澳门等整个南部国统区及部分沦陷地区的党组织。南方局为文艺界抗日救亡文艺的发展、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等起了应有的作用。 它的文艺策略是以国家、民族的强盛进行了一种理想的号召,在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上,认为社会制度是本质性的,只要体制的先进性得到实现,自然会带来经济的发展,以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抗战时,实现民族复兴的明确意向是国难当前大家的现实选择,民族主义的思想基本点为通过复兴民族文化以加强民族自信心,来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为使中国民族主义吸引民众,动员、造就民主革命军的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早在1937年就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基本群众这一潜在的政治力量团结起来,作为实现民族革命的现实力量的领导者,即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它是通过广泛的人民统一,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南方局在重庆以此为指导,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在1938年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以国民党统治为前提的国家的统一为特征的民族主义争夺抗战的领导权,文艺领域是双方争夺的重点之一。 大后方政治形势的微妙的均衡,使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上的一党独裁企图并未得到有效实施,影响到文化上对文艺论争的解决是求同存异,未采取有效的体制的力量去统一思想意识,压制异己的诗学观念。而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对社会是批判性的。当然,批判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制度,而是社会。就人类社会而言,它无论在何种形态的制度之下,都不可能是一个十足的健康者。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是一个病者的形象。执政者都喜欢与之共在的知识分子是那个社会的颂者,而当一些知识分子不愿成为颂者时,就很容易地被简单视为制度的不合作者,这为南方局活动提供了机会。虽然国统区文学宣传抗日的共同的民族热情压制了作品的艺术个性,但国统区的文艺,无论理论或创作实践都由于在政治派别和文学流派的建构、深化各自的文学观念体系,并在文学观念上相互争鸣、驳难与批判下形成了多元的局面,新的社会理性替代、提升了单纯的民族热情,这使得重庆抗战文艺摆脱“民粹”的封闭获得开放的民族化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