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民营经济的不断“松绑”，中国的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中国民营经济经的角色历经从不允许到允许，从“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转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进一步突出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中国民营经济面对“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阻碍和“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三座大山的压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依然步履维艰。为此,中国民营企业靠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来“人为”制造优势条件，通过影响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政府的相关决策，来为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谋出路。民营企业“关键人”建立政治关系的方法的确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众多的机会，民营企业价值也得到提升。但是，这毕竟是一种靠“官”、商”关系的发展路数，不免会产生官商勾结的不法行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决定重拳反腐，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压反腐、铁腕治吏下，并始终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在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决心下查处了一大批违纪违法的反腐案件，其中不乏企业经营者和官员搞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案件。不同级别的高官纷纷落马，不仅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力，也对中国的腐败现象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本文用超额管理费这一指标，以2013年为节点，分析民营企业政治关系与企业超额管理费用的关系；然后将反腐前后的数据进行对比，通过对比来考察民营企业在构建政治关系上的投入并以此推断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的使用是否正当，借此推断民营企业政治关系构建的纯洁性，以及反腐败对腐败行为的震慑作用。从反腐败之前，政治关系与超额管理费用的关系更密切；反腐败之后，政治关系与超额管理费用的显著性变弱这一对比性的结论中，得出民营企业政治关系构建的不合法以及民营企业存在不正当利用政治关系。　　实证结果显示，全样本回归，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与超额管理费用正相关；反腐之前样本回归，民营企业政治关系与超额管理费用显著性上升。这说明，民营企业政治关系与企业的超额管理费用相关联。此时，我们不得不怀疑民营企业政治关系构建途径的纯洁性问题，很可能是通过寻租得来的。反腐败之后，民营企业政治关系与企业超额管理费用显著性下降，甚至不显著；另外，反腐败程度越大，民营企业政治关系与超额管理费用显著性越差。这说明，反腐风暴对民营企业政治关系构建有打击和震慑作用。届时，我们就可以反推出来，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的构建的确是通过寻租得来的，并且，反腐败很好的打击了民营企业的这种寻租行为。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研究数据以2013年十八大反腐败年限为节点来研究民营企业政治关系与超额管理费用的关系，并且用反腐败数据来验证民营企业政治关系构建的寻租行为。已有文献大多数是用其所有研究年限的数据来做回归，直接得出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的构建是寻租的结果，但是本文认为民营企业政治关系与超额管理费用呈显性正相关关系并不能直接得出民营企业政治关系靠寻租得来，而是通过反腐数据来反推民营企业政治关系构建的不纯洁性问题。另外，从企业为谋求和维持政治关系所花费的成本入手，推断政治关系是否被不正当利用，相对于现有文献，这一视角是全新的，也补起了逻辑上缺失的一环。最后，本文利用反腐风暴这一准自然实验，用DID方法，解决了关键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对反腐前后的数据进行对比，来考察民营企业在构建政治关系上的投入并以此推断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的使用是否正当。从反腐败之前，政治关系与超额管理费用的关系更密切；反腐败之后，政治关系与超额管理费用的显著性变弱这一对比性的结论中，得出民营企业政治关系构建的不合法以及民营企业存在不正当利用政治关系，丰富了政治关系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