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外部制度和内生规范相互作用的超稳定的传统时期，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中西方全面的融合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乡村社会状况在国家推动下轰轰烈烈的但自身又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乡村社会关系无法再现传统社会地域范围内因血缘关系凝结成的熟悉而发展的乡村社会稳定和谐的信任，又无法达到现代社会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利益为中心的契约性社会秩序，这种转型过程中的乡村社会环境呈现由传统向现代、由静态向动态、由血缘裙带向地缘契约转型变革的过程，即半熟人社会，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混乱性和对抗性。半熟人社会环境集中表现为乡村社会在人际关系、人生态度、人生目标和权威变化等方面呈现理性化趋势、经济力量差距导致的乡村社会分层的事实和村民内心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情节之间的矛盾冲突、个体性利益实现基础上通过个体的自制自觉和外部制度约束出来的集体公共性之间的观念冲突、乡村社会身份认同与信仰转变为个体原子化的功利性和现世性、乡村社会道德与法制在合法性与合礼性的冲突矛盾中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对抗等。在半熟人社会环境下，乡村治理结构转变，乡村社会部分职能上收下放、转型扬弃，呈现理性化、服务化、多样化、规范化等特点。与此同时，半熟人社会由于思想观念束缚、制度环境约束、乡村教育缺失等原因自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半熟人社会下的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着关系冷漠基础上的乡村公共事务参与的冷漠化和利益纠纷处置的冷漠化，基层政府在人权、财权、事权上对乡村治理过度干预，基层政府和乡村组织在乡村治理管理中行政化、官僚化，乡村治理主体和乡村治理行为的赢利化等诸多困境。本文试图通过对乡村治理困境的把握基础上，坚持改革的客观规律，明确乡村治理变革的适应性和不适应性，立足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合情性原则，进一步提出乡村治理改革的思路和途径，特别是理顺乡村社会横向和纵向关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规范法制实施和健全民约制度，建立秩序性社会；厘定乡村治理各项职能，合理发展乡村各类组织；强化民主监督，提升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发展乡村全面教育，提升乡村民众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