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戏曲改革在短短数年间产生了《兄妹开荒》《白毛女》《逼上梁山》等一大批优秀剧作,有效地参与了新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时创造了秧歌剧、新歌剧的新型艺术形式,并对京剧、秦腔等传统戏曲进行了改造,使因成熟而封闭的中国传统戏曲重新走向对现实生活的开放,焕发出与时代同行的活力。延安戏曲改革不仅是延安文艺的代表性成就,也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冲突最为激烈、张力最为丰富、历史地位最为关键的文化事件。深入清理认知延安戏曲改革,可以为客观理解延安文艺乃至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发掘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思路,从而铸就“中国话语”,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明”。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从史料整理、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三方面深入清理了延安戏曲改革研究史,指出延安戏曲改革研究存在着“片面的深刻”的不足,只有引入“文艺大众化”的研究视角,才能尽可能地贴近延安戏曲改革的历史现场,完整地把握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经验。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20世纪前期中国戏曲改革与文艺大众化”:文艺大众化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极力倡扬和推进的文学主潮,其实质是知识分子以文学为载体,努力将现代思想最大程度地普及到作为社会主体力量的民众中去。戏曲作为融合音乐、舞蹈、美术、文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视听艺术形态,以其天然的大众性品格成为20世纪中国新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首选利器。因此,晚清以来,戏曲改革一直是戏曲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努力的重要方向。在文艺大众化思潮的统摄下,晚清戏曲改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最终止步于传统形式和启蒙内容相互冲突的难题。“五四”文学革命则直接绕过了这一难题,选择了从西方舶来的话剧,而将戏曲排除出启蒙文学领域。3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重新拾取这一深受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企图对其进行改造以促进启蒙,却陷于“旧瓶装新酒”的戏曲形式与内容冲突的漩涡无法自拔。戏曲改革与文艺大众化同时遇到了急需突破而无从突破的困境。第二章,“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中的延安戏曲改革”:延安戏曲改革以其醒目的成就同时突破了 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努力和戏曲改革的瓶颈,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为界可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与实践探索阶段,“民族形式论争”是其主要理论背景,“大戏热”和传统古装戏曲的演出是其重要实践背景。第二阶段是实践展开阶段,在“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在普及中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延安知识分子积极汲取民间文化资源,创造出秧歌剧、新歌剧的新型艺术形式,并对秦腔、京剧等传统戏曲形态进行了锐意革新。第三章,“现代主题与民间趣味的互补——延安戏曲改革文本分析”:在延安戏曲改革中创作的众多戏曲剧本里,“反抗”和“劳动”是最主要的现代思想主题,这既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传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与现代思想主题相匹配的是民族审美趣味,大团圆结构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基本模式,在“五四”时期被全盘推翻,延安知识分子顺应民间审美习惯,重新拾取这一结构并予以改造,最终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戏曲大团圆结构。第四章,“20世纪文艺大众化经验对当下大众文化的启示”:文艺大众化的根本出发点是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启蒙是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也是一个永远无限接近的目标,因此,文艺大众化是一种永远在推进的文化思潮,而不是一段已经终结的文化实践。大众文化正是文艺大众化思潮在中国当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关注现实、坚持批判,全面理性地面对文化全球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上,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可以提供给中国以及全球大众文化的发展宝贵的“中国经验”。余论部分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了在文艺大众化视角下延安戏曲改革研究的意义价值。总之,延安戏曲改革以现代思想启蒙主题的注入和民族审美趣味的征用为两翼,使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真正落到了实处。从文艺大众化视角出发,全面审视延安戏曲改革,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学术价值,更能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发展提供丰富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