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的差异被认为是理解国家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来源。然而,对生产率的认识并不能仅停留在技术进步上。近年来的诸多研究表明,生产率要远比知识和创新复杂的多,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变迁、资源更有效率的使用以及要素在不同经济单位间的重新配置都会带来潜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能够取得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断消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和障碍,实现了要素在不同部门和地区间更加自由的流动,资源的使用潜力也得以较快的释放。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市场化改革的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在确保渐进式改革模式和路径下,体制机制矛盾和不恰当的政府行为无法在顷刻间得以纠正。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限制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进一步释放,造成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进程缓慢;另一方面也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纠正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重塑地方政府行为,更好的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为此,本文将对中国转轨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错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通过重新认识和理解这一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特定历史背景下资源错配的形成机制从体制根源和政策根源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讨论,从而对现有的相关文献形成有益补充。首先,本文在回顾和评述已有关于资源错配问题的研究成果后,对照转轨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认为不仅可以从研究思路和具体方法上进一步完善资源错配的测度方法,这对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还可以进一步分析造成资源错配的内在形成机制,理解这一问题将为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现有格局和找寻未来增长动力源泉提供重要参考。其次,本文借鉴间接测度资源错配的方法,度量了资源错配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效率损失。在此,文章先是从两企业模型出发,构建简单的垄断竞争模型,推导出资源在企业间错配对生产率的影响,并设定具体的参数对相应数值进行模拟,比较了企业生产率同质和异质条件下的扭曲效应。然后,将上述模型拓展至多地区两部门的情景,得到测算省际和省内资源扭曲及其对增长率损失的贡献度公式,同时还进一步从资本、劳动和产出三个方面对省际和省内资源错配进行分解。研究发现,中国长期存在资源错配问题,并且随着时间呈逐步放大趋势,错配造成非农部门总体生产率约21%的下降,而省际和省内扭曲的影响是几乎相当的。省际间资源错配对TFP的影响在整个考察期内相对稳定,并且其中很大程度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与之相反,省内扭曲造成的TFP损失在时间序列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几乎所有的省内扭曲都来自资本市场扭曲的影响。第三,本文从政府行为角度出发,探讨造成资源错配的政策性根源。我们检验了政府攫取之手与地区创业活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地区法制化进程在两者之间所发挥的作用。理论分析表明,攫取之手会对个人是否选择成为企业家的激励产生影响,从而潜在地改变个人的职业选择。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了攫取之手会成为中等能力人才（以私营企业家为代表）的负担,迫使他们或者努力成为大企业家,或是选择以较小的规模进行生产。在考虑地区法律化进程变量后,攫取之手会导致社会中大量人才无法有效施展自己的才能,造成企业家才能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错配。实证分析则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假说。研究发现,攫取之手显著地抑制了企业家精神。以非税收入表示的攫取之手每增长1个百分点,地区创业量就会减少1.3个百分点。基于多种创业指标和分地区的回归检验均证实了攫取之手对企业家精神的负面影响。同时,地区法制化进程会影响攫取之手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较高的法制化程度能够起到保护企业家的效果。第四,本文还从体制根源的角度出发,选取金融体制这一当前中国经济最严重的要素市场扭曲为切入点,研究金融错配与企业创新活动和创新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在预算软约束无法纠正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受商业银行的偏爱,低成本信贷资金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通过相关的理论分析和推论,发现选择技术引进而不是自主研发将是金融错配下国有企业的理性选择。为此,文章选取了行业面板数据和地区面板数据对上述推论予以验证。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金融错配的存在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和产出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且,对于那些国有成分占比较高的行业来说,它们更倾向于通过技术引进而不是自主研发投入获得竞争优势,这说明金融错配形成的低成本信贷优势扭曲了国有企业的创新行为。基于前文的测算比较与理论机制分析,本文在总结各章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从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和规范政府行为两个层面采取措施纠正资源错配的建议和对策。比如,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消除要素流动障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所有制歧视,为不同各类型企业提供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明确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