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是中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耕地、光、水与热力资源分布决定了该地区农户多数执行一年二熟的农业耕种模式，其中“稻+稻”复种一直以来是农户针对大田农作物而选择的主要种植模式之一。然而，由于农村劳动力择优转移、老龄化、非农就业机会变化以及农作物之间相对收益变化等诸多原因，致使该地区内农户的稻作制度选择存在多种演变方向的不确定性，这其中关于农户水稻复种指数下降、双季稻面积减少及稻田改制等倾向明显的现象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持续的关注。　　现有研究资料从多个方面追溯了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变化的原因，其中劳动力配置和农户收入两大因素备受关注。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引致了大批具备比较优势的优质劳动力离开农村和农业生产，农忙时节自家“劳动力不够”、“劳动力年纪太大”或雇工困难是很多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主要考虑。同时，具有相对较高收益的水稻替代作物种植或非农就业活动，导致农户家庭的生产资源和劳动配置发生变化，引发了农户降低水稻生产上的劳动投入或者调整水稻生产决策。另外也需注意到，由于农业生产传统、非农就业机会的多寡和双季稻的稳定收益及生产风险规避等因素，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水平仍是增加长江流域农户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适应农业生产上要素配置的巨大变化和发挥长江流域作为“中国大米带”的生产优势，中国各级政府一方面从保障农户种稻收益的政策入手，千方百计稳定双季稻核心产区的种植面积，而另一方面选择推进农机服务的方式，以期来释放水稻生产上的劳动力约束，也为从事其它农作物种植或者非农就业创造了条件。　　长江流域稻作区经济社会发展快、城乡差异大和人口密集，而且农户多以小农经营为主，外界经济环境的拉动力与农户自身的追求收入增长的目标相结合，共同决定了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演变方向。那么，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内的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演变方向是什么？若从农户收入视角来看，影响稻作制度选择的原因是什么？本文立足于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湘鄂赣皖4省，使用2004～2010年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追踪数据，分析在中国粮食恢复性增产和农业机械化推行初期的特定环境背景中，农户追求收入最大化目标下，家庭种植结构变化、非农就业与农机服务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作用机理和影响程度。相关研究结论如下:　　观测样本的统计分析发现，2004～2010年间，长江流域稻作区内湘鄂赣皖4省的水稻复种指数逐年下降后趋稳，户均水稻种植面积呈现小幅度地增加趋势，水稻复种指数存在向大户集中的迹象。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存在多种变化模式，“一直单季稻”、“一直双季稻”、“双改单”与“单改双”共存，其中鄂赣皖3省中多数农户维持了稻作制度模式的相对固定，而湖南省农户水稻“双改单”趋势较为明显。　　在农户家庭种植结构方面，水稻种植户倾向于小麦/油菜+水稻（水田）+棉花/玉米（旱地）的一年二熟制下的灌溉与旱作农业结合的生产模式。综合比较农户不同农作物间的收入和播种面积变化，发现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变化关联程度最大的农作物是棉花，而非水稻的替代性农作物（如同季的夏玉米与大豆及非同季的油菜与小麦）。虽然替代作物种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与水稻劳动配置上的竞争性，但替代作物的收入份额在农户种植业收入结构中的相对稳定，表明决定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变化的可能另有原因。　　研究内容1:收入视角下农户家庭种植结构变化对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研究。虽然单季稻的作物组合模式（“稻+麦”、“稻+油菜”与“稻+麦+油菜”）的每亩净收益略高于双季稻，但是受限于替代作物的耗费劳动用工和机械化程度偏低等因素制约，农户选择上述单季稻的作物组合模式比例未发生了明显增长趋势。实证模型结果显示，农户种植结构内部变化对稻作制度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影响关系的背后，实际上取决于农户种植结构中水稻与非稻作物净收益的相对变化。农户种植业净收益中非稻作物比重的上升，将会显著地诱发水稻复种指数下降或者稻田改制倾向。　　研究内容2:农户收入视角下非农就业对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研究。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对稻作制度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由于可在务农与非农就业的劳动时间上进行错峰配置，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的非农就业程度未对稻作制度选择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得益于农机服务发展将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水稻生产中逐步替代或释放出来，增加了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活动机会，农机服务程度对农户非农收入增长和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的非农就业均具有正向影响。然而，联立方程模型显示出农机服务对农户非农就业和稻作制度选择之间相反影响，表明农机服务发展不能完全兼顾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与非农收入的双重目标。　　研究内容3:农户收入视角下农机服务对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研究。农机服务对单、双季水稻种植农户劳动投入的要素替代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且两者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 TS）均呈“倒U型”变化，递减趋势明显，这一规律反映出未来长江流域稻作区内湘鄂赣皖4省的水稻生产中，继续追加农机服务来替代劳动投入的难度在不断增加，替代程度也趋于逐步减弱。农机服务对水稻种植农户的收入效应主要影响到家庭总收入，而对稻作净收益的影响为负。样本研究期内，由于双季稻生产的劳动力约束和村庄季节性用工短缺难以有效解决，农机服务的发展不能提高农户的水稻复种指数，单一依托发展农机服务无法有效地激励农户选择双季稻。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平衡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与收入增长的相关政策建议。　　(1)理清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双季稻发展与收入增长的优先序。　　(2)继续拓展和延伸水稻生产上的农机服务项目和农机市场发育，积极探索农村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形式。　　(3)合理利用村庄的农业生产“外部性”影响。　　(4)探索双季稻生产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的契合点，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