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提升企业价值的一项重要财务活动。企业投资效率的水平不仅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与运行质量。理论界关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大多集中于企业盈余质量、决策权、内部现金流、公司治理、管理者性质等微观层面,而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宏观层面研究企业投资效率的成果较少。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直接干预和间接调控成为政府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形式,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产业政策的实施是否一定能够带来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如果同时考虑公司治理这一重要的企业内部管理“政策”因素结果如何?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对于完善产业政策,提高公司治理质量,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企业投资效率研究相关文献,依据投资效率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借鉴Richardson(2006)投资模型衡量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以非效率投资(残差值>0表示投资过度,残差值<0表示投资不足,残差绝对值表示非效率投资)为被解释变量,产业政策支持和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非流通股比例)、董事会结构(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和股权激励作为解释变量分别构建模型,以2014-2016年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产业政策支持度、非流通股比例、两职合一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股权制衡度、股权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呈现U形关系,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无显著关系;第二,产业政策支持与企业过度投资正相关,与企业投资不足无显著关系;第三,股权制衡度、管理层股权激励会抑制产业政策支持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正相关性,两职合一会加强这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需要政府和企业形成合力。政府应转变产业政策调节手段,注重发挥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产业政策的弹性;企业应保持股权和控制权的适度集中,优化股东持股比例,充分发挥股权制衡作用,同时,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实施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构建相机治理结构,强化管理层激励监督机制,多维度解决公司非效率投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