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四次民法典起草引发了学界前所未有的争论,这些争论呈现出一正一反的格局,并凸显出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视角。审视这些争论,本文认为,当下中国民法典编纂要取得成功,最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民法典立法过程中的学术与政治问题。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采用历史的眼光,立足于新中国民法典的社会和立法背景,以学术与政治为主线,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新中国民法典的演变历史及形成机制,以此作为我国当下民法典编纂的借鉴和参考!具体而言,本文采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将新中国民法典立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应三种立法模式,即1949年到1977年政治主导下的“人治型”(专制型)立法模式,1978年到1991年“政治推进”与“学术抬头”下的“威权型”(权威型)立法模式,1992年至今学术与政治相对平衡下的“法治型”(法理型)立法模式。这三种立法模式的特征及其转变为我们勾画出新中国民法典编纂史的一条“政治后退”与“学术推进”的立法趋势和规律,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新中国法治的发展历程!基于这种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对当下中国民法典编纂有个乐观期待,同时从这种历史演变中去思索或探寻未来中国民法典的政治宽容与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