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承运人责任制度是国际航空运输司法领域内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1929年订立的《华沙公约》及后来经修改的一系列条约、协议和议定书是调整国际航空运输合同关系和承运人责任的主要法律体系，被称为华沙条约体制。华沙条约体制着重考虑在航空工业的起步阶段，限制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以推动航空运输业的成长。因此，了解华沙条约体制下承运人责任制度的内容，分析其现状和发展，对发挥华沙条约体制在国际航空运输司法领域中的作用，健全、完善华沙条约体制的内容，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主要根据华沙条约体制的规定，首先从分析承运人与旅客、托运人、收货人、代理人的关系入手，对国际航空运输中的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并根据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承运人在国际航空运输纠纷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在国际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对旅客承担的只是“尽最大努力合理地运送旅客及行李”的义务，权利责任相对简单。而在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合同中，托运人托运货物，除了少数由托运人自己收货外，大量均是由承运人将货物运给第三人即收货人；此外，还涉及到代理人等利害关系人，其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因此只有分清承运人与国际航空运输中其他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才能在运输发生纠纷时正确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航空承运人责任制度是华沙条约体制的核心内容。主要内容包括承运人的归则原则、责任期间、赔偿责任限额以及索赔时效、诉讼时效等。华沙条约体制下的承运人责任，是指根据华沙条约体系的规定，承运人将旅客、行李或货物送到目的地或交付给收货人的过程中，若违反航空运输合同约定而发生损失，则应赔偿损失或退补有关费用，并有权引用公约所规定的免责事项和责任限额来减免或限制自己的赔偿责任。其中，承运人归则原则的确定，是损害赔偿的基础。《华沙公约》及《海牙议定书》在航空承运人责任制度中采用了过错推定原则。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实际中承运人与保险人及机场代理人对货损责任的划分进行了分析。同时阐述了对近年来发达国家提出的无过错原则的看法。在现行的过错推定原则下，由承运人负担举证责任，即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损害事实的发生就足以表明承运人未尽安全担保义务，因而是承运人有过错的，除非其能够证明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来避免损害的发生。正是由于这一免责事项界定的模糊性，导致了无过错原则的设立，即只要损害事实是在承运人承担责任期间内，既使承运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责任。无过错原则片面地加重了航空承运人的负担，因此本文提出了“双梯制度”，在不同的责任限额 内，采取不同的归则责任，是解决华沙条约体制归责原则问题的合理选择。华沙条约体制规定，承运人在法律规定的赔偿限额或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超过这个范围内的损失部分不予赔偿。限制承运人的赔偿责任是国际上通行的作法，既有利于保护承运人的利益，也有利于发展航空运输业。但是二战以来，随着世界航空运输的高速发展和航空公司实力的增强，发达国家加强对旅客利益保护和取消航空承运人责任限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华沙条约体制因此备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谴责。由于社<WP=3>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华沙条约体制下的责任限额根本不能充分地补偿损害。本文通过介绍承运人责任限额的内容及计算方法，分析了现行的国际统一惯例提出一个合理的限额水平，应是国际社会平均经济增长水平的反映，它应当随着社会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情况进行而调整。 国际航空运输索赔的解决方式有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其中诉讼在哪个国家提起，对于原告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不但涉及程序法的适用问题，更关键的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赔偿金的计算也会大相径庭。虽然单纯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出发，规定旅客住所地或永久居住地管辖权，方便了旅客进行诉讼，但其对承运人责任确定的公正性却值得怀疑。在以上内容的归纳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华沙条约体制作为国际公约，调整的是承运人与运输使用人（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公正、是否正确，将影响国际航空运输的发展，特别会影响发展中国家航空运输业的发展。由于航空运输具有特殊性，这种法律关系的不正确调整就会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一个全新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规则的公约是国际社会的迫切需要。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国际航空运输企业的发展，本文在介绍1999年5月28日国际民航组织在国际航空法外交会议上通过的新公约内容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阶段国际航空运输企业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我国的航运主管部门和航空企业在新公约尚未生效之前，应合理规划、早作打算，以避免新规定对我国刚具雏形的航空运输事业的不利影响。通过对上述内容的说明和分析，本文认为，华沙条约体制下的承运人责任制度不但在财政上为承运人提供了保护，也使在航空运输中受到损失的消费者获得了合理的赔偿。在国际航空运输业的发展的初期，由于飞行事故的发生，航空事故当事人要求赔偿的法律纠纷随之出现，一个飞行事故的责任赔偿就可以使一个航空公司倒闭。华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