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欲望，但是“性”不仅仅是人的自然属性和原始冲动，它还延伸到文化领域，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性”作为个体的人的实践基础，一方面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感受方式，另一方面又是个体的生存状况与文化实践形态之一。因此，“性”就是作为意义和话语的一个符号，而从“性”这一特定的角度切入，必将触及一个时代的重要又敏感的文化深层结构。文学既然是人学，把性作为自己的表现内容和审美对象，则是理所当然的。古今中外大量的文艺作品都与性爱或情色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现代文学中大量的情色文学的存在，为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提供了极其有意义的范本。　　本论文第一章首先厘清了情色文学的概念，区分了色情、情色以及爱情婚姻题材的文学作品。将以人的欲望、以性爱描写为主题和主要内容，描绘性活动、性关系、性观念、性技巧、性意识、性风俗、性心理等的文学作品，称为广义上的情色文学。同时梳理了中国古代情色文学传统，从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同时又是情色文学的开山之祖的《诗经》，到铺陈性爱的辞赋、艳情的诗词曲，以及明清大量的描写男欢女爱的情色小说，汇成了一条巨大、脉络清晰的情色文学的河流。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较有成就的部分。　　第二章论述新文化运动中性爱思潮的高涨，正是在这场新的历史文化转型的文化运动中，传统的性伦文化受到挑战，现代性爱意识和新性道德得以逐步建立。“人的发现”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如果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认识“人的发现”问题，实际上又是“性”的发现。性爱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是作为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得到肯定和宣扬的。随着恋爱问题、贞操问题的讨论，性爱问题开始获得进入现代性话语的合法性，性话题逐渐成为当时报刊杂志公开讨论的热点。随着西方性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性教育的推行，关于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呼声也逐渐高涨，新文化知识分子们明确提出了建构“新性道德”的主张，并与坚持传统性道德的守旧派、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作为“20世纪中国性学第一人”的张竞生，竭力宣传其超前于时代的性学知识及性爱思想，受尽各方的误解与嘲讽，留下曲高和寡的悲剧。但是时代的潮流终究证明“文妖”却是先知者。　　第三章论述随着性爱问题获得进入现代性话语的合法性的确立，性作为一个独特的视角和窗口，透视出新文学作家们关于欲望的深层思考。在郁达夫、张资平、茅盾等作家笔下，性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以及民族国家的解放紧密联系，从而彰显出性的革命意义。而在海派精英作家笔下，他们所关注的性爱，逐渐疏离于性的社会角色，而将目光由外部投向性爱本身，体现出物质主义权威时代“消费过剩”状态下的上海都会特征:感官式欲望，消费性快感，在放浪形骸的纵情声色中，凸显出末世的衰颓气息。沈从文的笔下，性爱是他透视人性世界的重要视角，在对充满了原始的野性的活力的性爱的讴歌中，是作家对充满着生命活力的人性复归的渴望。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五四”女作家们浮出历史的地表，第一次以群体形象在平等的人的位置上言说女性心声，进行女性身体性爱欲望的自我书写。而女作家们笔下的女同性恋书写，无疑不是在强大的父权制社会文化的禁锢或压制下，女儿们反抗传统父权文化、慰藉青春女性情怀的权衡策略。　　第四章讨论上海近代小报中所体现的现代都市情色文化。开埠之后迅速崛起为现代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其极度繁荣的商业促进了娱乐业的发展，而西方娱乐方式及其娱乐精神的输入，与传统中国的娱乐方式和享乐主义相结合，遂形成了上海情色文化的极度兴盛。现代性爱思潮的勃兴进一步推动了性话语的泛滥，这在近代上海小报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小报的消闲娱乐性与商业性的结合，免不了会产生媚俗的倾向，其内容集中于“食色”二字，浓厚的色情意味也就在所难免。于是，品评妓女色艺的花榜、叙妓院妓女行止的花报、花稿以及专门叙述嫖赌吃喝的门槛与黑幕，以及两性间的离合怪状的横报潮出现，无一不是和上海这座巨大的声色场紧密相关。　　第五章论述了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关于“色情文学”的大讨论，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关于文学中性描写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由公孙嬿和王朱等人的色情文学创作引起，但在抗战的大背景下，沦陷区出现的“色情文学”现象不仅涉及对道德、伦理以及纯文学的探讨，也与政治寓意有紧密的联系，隐藏在“色情文学”背后的更深层的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这次讨论所蕴涵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