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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将鲁迅后期杂文放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公共领域中去考察。鲁迅从北京到上海,不仅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且带来其创作形态的变化。空间的转换从三个方面构成鲁迅后期杂文写作的背景。主体上说,鲁迅从大学教授到自由撰稿人,这一方面使他从安静的书斋生活更多地融入喧闹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消解了前期启蒙英雄的崇高感,写作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从公共领域的主要机制——报刊上说,更为繁荣、普及程度更高的上海报业使鲁迅后期杂文与公众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具备了公共性。客体上,殖民地上海的都市文化为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容。
这种背景也决定了鲁迅后期杂文的公共性特征。首先,对话性,即鲁迅以杂文形式对时事及社会现象迅速做出反应,并以报刊为媒介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互动、对话的交往网络。其次,批判性。鲁迅后期杂文批判面更广,是以弱者为本位的对一切压迫形式、奴役关系、专制权力的批判。尽管他加入左联等团体,但他依然保持了独立的批判立场,并对公共领域的开创和坚守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最后,杂文风格也有所变化,从前期纵向的、时间维度的历史沉思走向后期横向的、空间维度的对现实的动态关注,从宏观的理性思辨走向微观的具体的世相解剖。手法上最明显特征是新闻文本大量进入杂文以及上海方言的渗透。而从功能上讲,其后期杂文表现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面对革命话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话语、商业化文人话语与御用知识分子的权威话语时的一种“话语突围”。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立人思想”,秉持的是“立人话语”,始终关注的是公共事务背后的精神现象,其杂文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实践。
通过论证,我认为,公共性是鲁迅后期杂文的本质属性,话语突围则表现为功能形态。鲁迅通过他的杂文实际上期待开创一种开放的、能够自由民主讨论公共问题的理想公共领域类型。在这个空间里,不仅下层民众的声音也能发出,而且知识分子真正能为民众代言,并对一切奴役、压迫、专制给予批判,从而使“沙聚之邦”逐步转为“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