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在汉代经学领域中的地位不容忽视,汉儒普遍喜欢将《春秋》经传作为议政的理论依据。刘向、刘歆也是如此,刘向以《春秋》三传解说灾异,刘歆也据《左传》解释灾异现象,他还引用《左传》中的天文、律历知识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西汉前期,汉儒普遍只书“《春秋》”一名,不书具体的传名,他们并没有将《春秋》经与三传区分开。但至刘向、刘歆时,已经开始区分《春秋》经与《春秋》三传,刘歆的这种意识更为明显,这对于班固的《春秋》观也有一定的影响。从《汉书》来看,刘向所引“《春秋》”就是指《春秋》经,属于狭义的“《春秋》”,这与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的“《春秋》”并不相同。刘向主要是将《春秋》三传作为一种史料加以推衍灾异,呈现出不独一经、三传兼采的经学风格。而他引用《春秋》经及三传的最终目的就是劝谏君主,以此维护刘汉王朝的正统地位。虽然刘歆所引的“《春秋》”是指《春秋》经与《左传》,但主要就是指《春秋》经。他在引用《春秋》经与《左传》时,皆是以“经曰”、“传曰”的形式呈现,并且在他的奏议中首次出现了“《春秋左氏传》”这个名称。他主要是依据《左传》解释灾异现象、研究历法、争立《左传》。他引用《春秋》经及《左传》的目的是想通过重建礼制来挽救西汉王室,并建构一种新型的“天人关系”。区分《春秋》经、传的意识始于刘向,至刘歆时渐为强烈,最后影响到了班固。所以班固所引“《春秋》”虽然分别指《春秋》经及三传,但主要也是指《春秋》经。他的“《春秋》”引文中,基本将《春秋》经与三传区分得很清楚。班固以“天人感应”思想说《春秋》灾异的思想也源于刘向、刘歆,还据《左传》史料承认西汉的“尧后火德”说,以此显示他的宣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