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Jensen (1986)提出“自由现金流假说”,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而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投资过热,上市公司盲目多元化等现象都引发了对过度投资问题的关注。尤其在当前,金融海啸刚刚过去,国家积极推动经济复苏,这一过程中提高投资效率,降低过度投资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梳理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相关文献和理论脉络,在代理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和上市公司的股权特征,从理论上分析了股权结构与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关系。利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对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进行了定量分析。首先,建立上市公司预期投资模型,估计最优投资规模,进而得到过度投资支出和自由现金流规模。并从长期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两个角度,验证了过度投资与自由现金流之间存在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证实了“自由现金流假说”。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高,国有股终极所有者缺位,多受到政府干预的特征,本文根据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性质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类,从管理层持股,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三方面检验股权结构对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影响,发现政府作为国有股代表总体上导致了较严重的大股东控制；地方国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内部人控制与大股东控制相互依存；私有产权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不稳定的控制权导致了短期化的行为,加重了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管理层持股的积极效应有限,但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其效果有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