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馀韵至今未绝。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绝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汉代社会疆域扩大,天下一统,这样的时代氛围造就了司马迁开阔的眼光,宽广的胸怀,形成了他大一统的民族观念。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以人物为中心,把士人阶层作为关注的重点对象。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记录王朝兴衰存亡,还是叙述人物的成功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历史观。司马迁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有抱怨天命不公、相信天命的心态,在天人关系的认识上有矛盾之处。在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他写了士人们清醒的选择自己所要走的人生道路,去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在相信天命的方面他写了士人被命运捉弄的悲剧。《史记》中士人自强不息、知耻要强、弃小义雪大耻,充满超越平庸的倜傥之“气”,这些人格特征,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道自认,追求以天下人利益作为个人的奋斗目标的价值观,与统治者阶级只追求个人利益的价值观之间是不相容的,于是产生了“士”不得通其道的悲剧。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上,感士不遇主题是众多经久不衰的文学题材中极为典型的一种。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形成了“士不遇”文学的雏形,在这三者影响下,后世文人士大夫多有“士不遇”为内容的文学作品,确立了“士不遇”文学主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文人士子“士不遇”的情感特征总的来说是忧愤愁苦、怨而不怒,但又能保持达观的心态,在文学作品中寄托自己的感情。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文人士子们对“士不遇”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是没有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