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热潮逐步将“文化研究”引入文学研究领域,给单纯的文本研究拓展了更为宽广的跨学科研究视域。为使学界更进一步了解《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内涵的深刻意义,本文即从文化角度切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立足文本细读,挖掘整理这部在1930年代编纂的新文学选集关于改造民族文化结构上的表达。伦理道德革命是民族文化结构改造的核心主题之一。近代以来中国的屈辱历史使知识界普遍认为,唯有实现思想解放才能救亡图强,如此便首先要打破传统桎梏,批判和破坏以儒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思想以及“家国同构”的封建专制体制。因此对封建道德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家族制度相结合而形成的虚伪性和吃人性的暴露和批判,以及对其带来的婚恋悲剧、女性苦难等人生痛苦的控诉和鞭笞,就成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关于伦理道德革命的主要内容。在文化系统中,“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结构的组成要素和具体表现,既反映了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又代表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也是国家强弱的关键性因素。礼教纲常和家族制度不仅规范着个体的言行举止,更是上层统治集团进行思想专制的有利武器,中国人自觉自愿做了四千年家庭和君主的奴隶,养成了安息安命的国民性格。所以通过剖析、批判和改造国民性,重新树立积极健全的个体人格的“立人”意愿,就成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关于民族文化结构改造的又一核心主题。新文化者认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可以作为批判传统、改造国民性的利器：通过输入西方近代科学、民主意识和人权观念,社会达尔文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人道主义观念成为普遍共通的信仰；并在其基础之上确立了新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必然带来新旧观念冲突下的代际矛盾,青年人追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和女性解放的愿望也带来了脱离家庭的行为方式。然而过分依赖外来刺激而激烈抛弃传统的行为,也导致了极端的行为方式及负面影响,现实的残酷逼压和自身求解放而不得的痛苦使青年一代或者冷观苦笑反抗争斗,或者迷失自我堕落沉沦,仇视一切社会关系和伦理亲情。语言文体和文学样式被认作是最重要的启蒙手段之一提上了革命日程。白话通行和欧化语体文的成功,不仅是语言革命的成果,也标志着新文化者对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逻辑方式的改造初见成效。新诗、小说、话剧和散文等文学样式也经历了革新和确立。但是,由政治自卑导致的文化自卑心理,再加之救亡的急迫性,使新文化者不能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所有对传统的极端破坏都显示出他们急于求成的心理。不论是精华的还是糟粕的,传统都已在民族的骨髓中根深蒂固,过分依赖外部的刺激而求变,终于带来一系列更大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废灭汉字及传统戏曲等极端思想。改造民族文化结构,必须在对传统的深刻自省中进行转换性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