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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的形成是长期的、多步骤的,在宫颈病变不同阶段存在多因素相互作用,其中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持续感染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导致宫颈癌的主要因素,在我国以HPV-16感染最为多见。HPV-16的癌蛋白结合对细胞周期进行干扰,最终加快肿瘤生长,宫颈癌变过程中势必存在缺氧微环境与肿瘤血管形成的改变。收集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存档蜡块共115例,SCC45例；CIN I-II30例；CINIII30例；正常组10例。在组织芯片中进行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以上不同组织中HPV-16E6、HIF-1α、CD34蛋白的表达情况,观察与宫颈癌变的关系；应用荧光原位杂交方法检测组织中C-MYC基因的扩增情况,进一步探讨早期宫颈瘤变与分子生物学的关系。试验结果显示：随着宫颈病变的加重,HPV-16E6与HIF-1α的阳性表达率逐步增加,MVD平均值逐渐增高。其中HPV-16E6在CIN组间比较无显著差异(χ2=2.4434,P>0.05),其余组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4.2458, P<0.01)。HIF-1α在正常组与CINⅠ-Ⅱ组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349,P>0.05),其余组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3981,P<0.05)。MVD平均值在不同组间相比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宫颈鳞癌组织中HIF-1α、HPV16-E6与MVD表达呈正相关性(r=0.55, P<0.05、r=0.31, P<0.05), HPV16-E6与HIF-1α呈正相关性(r=0.42,P<0.05)。C-MYC基因扩增结果显示在正常宫颈组、CINⅠ-Ⅱ、CINⅢ、及鳞癌组表达率分别为1.0%、36.6%、66.6%、和77.7%,C-MYC基因的阳性表达率随着宫颈病变程度呈正相关(r=0.624,P<0.01)。随着宫颈细胞学及组织学病变程度的加重而增加(P<0.01)。综上所述,HPV-16E6与HIF-1α两者存在显著相关性,可能在宫颈鳞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协同作用,HPV-16E6可增加HIF-1α的表达和稳定性,诱导新生血管的生成,在宫颈癌变中发挥关键作用。C-MYC基因可作为预测宫颈病变进展的重要生物学指标,鉴别宫颈低度病变和高度癌变的重要辅助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