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融资法制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转型过程,民间融资法制化的实现,需要以刑事法律充当后盾和“减震器”。刑事政策的转型也需要一个过程,但它的转型却不一定能与民间融资相关的其它制度转型相同步：倘若它的转型落后与其它制度,它会对整个制度的变革起到抑制作用,延缓了制度变革的进程；倘若它贸然激进,又很可能减弱对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控制能力,给社会带来震荡和痛苦。从宏观上看,我国民间融资产生的制度背景是金融市场改革；从微观上看,我国民间融资的筹资对象,往往是由亲属到熟人再到社会公众,圈圈层层、逐步扩大；与之对应,由此产生的民间融资纠纷,往往也是从普通的民事纠纷开始,逐步上升成为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的。它具有难发现、爆发性、逐利性的特点。我国现行法律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制,采取的是“以行政管理为主、刑罚为辅”的管制模式。对于民间融资活动,刑法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76条),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第179条)和集资诈骗罪(第192条)这三个罪名搭建了融资行为的管制框架；但是,仍然存在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划清、刑罚手段单一、刑罚梯度混乱等问题,不利于民间融资法制化的推进。为了对民间融资的刑事规制政策加以完善,需要做到：在刑事立法政策上,确立以风险控制为先导的规制理念、,修正个罪,调整规制模式和出入罪标准等；在刑罚政策上,废除死刑、扩大长期自由刑适用范围、扩充资格刑等；在刑事预防政策上,促进中小企业管理水平提高和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