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的言论局面受到国民党中央当局、地方当局、日本以及租界（殖民）当局等多种势力的控制，总体趋于严格，这直接制约着抗战言论的传播；与此同时，国民经济条件差、文化水平低，部分国民漠视舆论、昧于时事等因素则影响着抗战言论传播的效果。当然，也存在不少有利于抗战言论传播的积极因素，如，国统区一息尚存的形式上的自由，租界较为宽松的言论环境，国民的抗战热情，等等。张季鸾尽管不满于当时的言论控制局面，但出于抗战的考虑，他却赞成战时新闻统制。只是这种统制应有其限度：从态度上讲，新闻检查人员应出于善意，本着“能放则放”的原则；从范围上讲，新闻检查仅限于外交军事等重大事宜；从方法上讲，新闻检查应有其程序与内容的规定性，而不应漫无边际、肆意妄为。除了主张报界应接受当局的新闻统制之外，他还强调，报界同仁应本着热诚为国、忠于主张、勇于发表、谦谨立言的精神，积极参与抗战宣传。在并不理想的传播环境中，张季鸾出于对国族高度的使命感，一直在忘我地为救亡而呼号：首先，在对我层面，张季鸾提出了“以当局为中心”，在局部抗战时期坚持“能缓则缓，当抗则抗”，全国抗战时期厉行“抗即到底”的“自卫之策”。其次，在对敌层面，张季鸾不遗余力的驳斥敌论——“东洋门罗主义”、“反日”说、“反共”说以及“文化”与“人道”说。再次，在对友层面，张季鸾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广泛求友于世，有时，甚至不顾国际正义，奉行绝对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也正是如此，他对外援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任何外援都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国际社会援华与否，一切以他们的利益为转移，因此，我们不能依靠外援，不能等待外援，不能埋怨外援，要以切实的行动争取外援。张季鸾传播这些言论的渠道并不仅仅限于《大公报》等大众传媒，还有人际传播渠道以及组织传播渠道。在张季鸾看来，大众传播渠道应为人民共有，作为职业报人，对此渠道的利用应秉持“不党、不卖、不盲、不私”的信念，心怀悲天悯人之情。因此，张季鸾在《大公报》上的立言，通常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既力排私见，也有时力排众议。“大义”之言不得不发，而往往又时虑不测，因而，曲笔致意便成了张季鸾的一个特色。在人际传播渠道，作为公众人物的他，则既有自由的抒发，也不得不有所保留，但他却一贯坦诚。另外，他已意识到，组织传播渠道，也是能兜售自己主张的传播渠道，因而，他在完成组织使命之余，也不忘将自己的抗战主张渗透进去。对这些传播渠道所连接的传播对象，张季鸾认识颇深。他认为，在当时中国，整个的社会风气不良——不知气节廉耻。至于国际间的传播对象，在张季鸾看来，其心理在言利害。此外，对日本，从其体制到其国民性，张季鸾尤有感触：他认为，在日本的国家法制上，“军人有独立行动之权”；日本国民性，第一是贪婪，第二是嫉妒，第三是取巧，等等。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张季鸾对内采取了“明耻”与“复仇”的传播策略，对外，则除了诉诸利害而外，还特别注重向各友邦揭示日本的国民性，特别注重态度的宽容与冷静。当时，各界对张季鸾抗战言论反应不一，分裂派反感张季鸾的“当局中心论”，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党派则既有所期待又不满其表现。然而，全国大多数的人对“当局中心论”是拥护的，此论的巧妙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西安事变”的险局，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表明了“当局中心论”颇合众望。国人对“能缓则缓”言论的反应则成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攻击，一派推崇。若将此两派进行比较，推崇派还是居于上风，攻击派不过是逞一时之气，随着时局的发展，有些当时的激进派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张季鸾头脑之冷静。上述两种言论，在当时都曾引起过强烈的反对和激烈的攻击，唯独“战即到底”的言论不曾激起公开的反对，同时，还有力地打击了所谓的“低调”，此外，还深获军事家蒋百里的赞许，也与当局及中共持久抗战的主张基本一致。张季鸾去世后，人们给予他的诸多哀荣，大体上是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