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也越来越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转型期的改革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难免会造成失衡和失调现象、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冲突的增加。近年来,国内部分地区形式多样的维权抗争活动群体性事件频发。而这种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按照“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逻辑发生、发展和结束。本文尝试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和治理理论,并结合广东省东莞市某外资企业劳资冲突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进行研究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首先,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分析探讨影响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运行的核心因素:“公平感缺失”。其次,从微观的角度分析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演化的机理。针对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和目前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尝试运用治理理论从政府、工会、劳动者三个维度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应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工会应明确代表和维护工人的权益的职能和定位;劳动者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要知法、守法和用法。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是在各种因素相互耦合、相互叠加、相互强化的过程中共同推动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演化升级。但这并不是不可预防和不可调控的。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危及社会和法律秩序的稳定,正常的社会冲突为社会转型积蓄力量。努力使社会群众感受公平和正义,积极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使社会冲突的解决纳入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轨道是未来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