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俞樾言:“演义家所称名将,在唐曰薛家,皆薛仁贵子孙也;在宋曰杨家,皆杨业子孙也。”杨业及其子孙三代抗辽的事迹,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记录总不超过万字。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民间传说中,杨氏一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在传说中衍生出多若繁星的戏曲、小说、影视等文艺作品,其影响甚至已扩展到网络游戏。杨家将故事之所以可至“里儿野竖,皆能道之”的地步,这与它之发生始于民间集体创作分不开。这不同于作家文学,前者作为文艺作品出现,是劳动人民、民间艺人、进步文人共同协作的成果。不同时代的接受者(包含历代的创作者)带着自己的“审美期待”投入已有的史实或前文学作品的阅读,并根据“期待视野”的反馈,对文学作品进行“填空”与“再创作”。笔者就是以分析不同时期“杨家将”作品的特点以及与前时代相比所发生的内容及形式变化为主要脉络,探讨相异时代的不同接受者对杨家将故事不断“再创作”的影响。全文分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写正史、野史中的“杨家将”形象及其在宋元的发展概况,分析故事在这两个时代受众之所以广的原因,并通过史实与话本、杂剧中故事的对比,找到其中的变化及其原因。史料大多以记载杨业的生平为主,略有提及其子孙杨延昭、杨文广的事迹,然而宋朝话本却有了《五郎为僧》,虽然现在只能看到其目录。元朝幸存下了两本杂剧即《昊天塔孟良盗骨殖》与《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与前面作品对比,这两部杂剧有些新的元素出现,比如杂剧中用词的“中原化”倾向;僧侣形象的登台;鬼魂托梦情节的出现。这些变化一方面受当时社会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评话、杂剧这类大众艺术形式本身要求极力迎合观众审美有关。第二章主要论述明清时期杨家将故事的丰富及与宋元相比较而呈现的变化,同样试图找出其变化的原因。杨家将故事在明清发展颇为繁荣,这与明、清的时代需要和读者审美期待分不开。具体到明朝,四本杂剧剧本因是当时在宫廷演出的脚本,服务对象与元朝杂剧不同,所以在内容方面有一些特殊的变化。如叙述忠奸斗争的比例上升;增强了封建说教比重;宗教宿命论色彩增加。另外,《北宋志传》《杨家府演义》两本影响最深远的小说也因为编撰者的不同,在内容与思想上有些相异。前者属于书商型操作,通俗性更为明显;后者在书写上文人色彩要浓厚许多。另就清朝而言,杨家将故事的演绎多在戏曲上,其中论述的重点放在宫廷大戏《昭代箫韶》与各地的民间戏曲之间的对比研究上。第三章论述民国以来的“杨家将”形象的丰满和这个时期作品再创作的特点及其蕴含的民众审美心理。本章在民国时期与建国后至80年代中叶所用笔墨相对有所减弱,因为这个时期的再创作更多的是对“杨家将”这类经过几代流传后已具有“原型”意义的题材的不断重演。相较之下,本章重点论述的是80年代中叶之后,因为社会急速发展以及电视、网络这类新媒介的出现、普及,而引发的人们对杨家将精神的解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影视中主题的严重偏离;一系列调侃戏谑杨家将的网络小说出现;“杨家将”暴力网络游戏的盛行。而与之相对的,日本作家北方谦三却因成功改编《杨家将》而获吉川英治文学奖。杨家将故事发展至今的两种不同的现状值得思考。综上而言,本文以接受美学的视角,旨在论述杨家将故事演变至今的每个时段的变化,并在变化中发掘接受者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