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作为很早出道的小说家,文学收获颇丰,纵观她的小说成果发现,她主要涉及知识分子题材,知识分子是她言说历史的载体。《红豆》和《野葫芦引》虽然是她不同时期的创作成果,但是作者的写作姿态一直贯穿其中。宗璞一直坚持以知识分子为写作对象,通过日常生活叙事,对小说人物的衣饰的关注,对房屋摆设的强调,甚至对人物取名的别具匠心,使小说洋溢着浓郁的小资情调,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作为精英阶层的优越感。同时,因为宗璞处于现代历史的场域中,身受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无法通过小说对历史进行客观正确的评价,因此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除此之外,宗璞对小说情节的严重干预,使小说中的人物与作者的文化道德暗合,阻碍了小说中人物的客观发展。宗璞反观历史的态度与新历史主义作家截然不同,对宏大叙事、高大全人物形象的过分强调,迎合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因此对日本形象和云南作为他者进行言说,来建构史诗性巨作。但是由于作者过分膨胀的史诗情结与现实创作对日常生活的过分强调,必须安排很多戏剧性情节,然而过多生硬的巧合,反而削弱了小说故事情节的真实性,导致史诗结构的崩溃,形成悖论。但是宗璞在创作过程一直坚持的“诚与雅”的创作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品的缺陷。因此,知识分子题材的写作,小资情调的洋溢,对历史的个人化书写,以及“诚与雅”写作风格的一直坚持,是宗璞小说的叙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