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上的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起点上，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改善经济运行效率;中国政府也已明确了“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取向，提出把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转变增长方式、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这就不得不引发思考:或许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处于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渐进转型的关键时期，财政政策也面临着适应新的增长方式的尽快调整。可以说，研究财政政策如何支持创新与经济增长，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迫切需要，也是研究平衡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现实要求。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假定，一国经济增长将最终达到稳态均衡和人均收入的零增长;当经济体系的外生参数相同时，穷国将获得比富国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条件收敛”的发展模式。内生增长理论则表明，技术进步并非像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言，只是一个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之外的“黑箱”，而是有目的的研发投资和创新的结果，并且研发投资和创新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地位作为奖励。只要通过创新维持稳定的技术进步率，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就能得到保持。但由于与创造新产品及新生产方式有关的扭曲，经济增长率和发明活动的基本数量不再满足帕雷托最优标准，政府在税收、支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资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财政政策将影响到经济增长能否符合社会最优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视角转向创新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新增长理论逐步取代新古典增长理论，成为考察经济增长机理和动力问题的主流理论。在理论演进过程中，各种创新要素被逐步吸收、整合进增长模型，创新要素内生化使理论与经济现实越来越相互融合。具体分析，新增长模型中所包含的创新要素共有六个方面:创新来源、创新回报、创新效果、创新扩散、创新载体、创新政策。随着创新要素不断被整合进模型框架，模型表述形式也越来越缜密和复杂。从这些理论模型衍生出的各种假说或推论，如人力资本门槛、低发展陷阱、物质资本与创新的互补关系、经济收敛与创新扩散速度的调和、财政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等，都极大细化了理论模型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可以直接指导创新政策实践。　　本文分章节的研究思路在于，首先从每个创新环节上做理论分析;其次实证检验各个创新环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最后具体分析财政政策应如何调整完善，以便对中国创新和经济增长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国内外研究视角的差异，国外理论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本文的经验分析，需要对其加以改进，以便使每项经验分析内容都有相对应的理论基础。　　本文对财政政策的支持方向、支持重点并非泛泛描述，也不会停留在一些原则性的说明上，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建议完全在经验分析基础上得出，这样的好处在于不仅能做定性分析，还能得出一些定量结论，如政府研发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最优规模、财政支持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的资金配置比例、财政对不同层次人力资本进行培育的教育资金分配等。另外，制度分析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弱点和难点，由于制度因素的量化分析非常困难，很少有增长模型将制度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本文除提出促进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之外，还需要给出财政体制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可以说，这是财政政策能发挥功效的重要制度保障。　　本文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系统归纳出创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几个要素，寻求财政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具体环节，并对这些要素和环节以及相关概念都给出清晰界定，如对新增长理论中的六个创新要素的界定:创新来源、创新回报、创新效果、创新能力、创新扩散、创新政策，以及对三个创新环节的界定:创新人才、创新主体和创新环境等，这是笔者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创新性总结和概括。第二，理论模型上的突破和创新。在本文写作中，直接照搬国外模型是不适合的，需要针对本文的分析对象对国外模型加以充实和改进，如在分析政府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没有直接照搬罗默模型，而是应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同时引入模型框架，得到经济体系的动态平衡增长路径，理论创新是本文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三，综合运用包括线性回归、数据包络、固定截距与变截距面板模型、多变量误差修正模型、向量自回归与脉冲响应函数等多种计量方法，这些方法每种都有自身特点和适用领域，而本文各章节恰恰又归属于这些方法的适用领域。如在分析创新环境与经济增长时，运用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多变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在研究财政政策对市场研发的激励效应时，以校准方法模拟财政政策效果，这些不同的实证方法在本文中均会得到合理运用，并得出一些有用的分析结论。　　纵观全文，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理论体系的完整统一性不够，二是对财政制度建设的相关分析不足，这些缺憾和不足也折射出内生增长理论的尚待完善之处。但内生于这一研究框架的各种税收、支出、贴息、补贴等财政政策，必将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更为积极的调控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