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滥觞,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公文的渊薮,其中的各类文体都是中国古代丰富文化底蕴的展现,对后世文体有着深远的影响。19世纪著名汉学家、翻译家理雅各《中国经典》系列译作至今被西方汉学界奉为儒经“标准译本”,其中第三卷的《尚书》译本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无以替代的最佳英译本。基于此,本文将以理雅各《尚书》为研究对象,着重对理雅各《尚书》中的“誓”体翻译进行研究。“誓”体作为《尚书》“六体”之一,在《尚书》各体中篇目占比较多,且文体结构和风格具有鲜明的特点,富于艺术表现力。理雅各在翻译这些“誓”体篇目时是如何体现“誓”体特征的?展现出怎样的译者行为倾向?译文合理度如何?影响其译者行为的动因有哪些?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或可对中国文化更好走出提供借鉴。本研究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对《尚书》“誓”体文体特征和理雅各《尚书》“誓”体翻译译者行为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本文从体类、体制、语体三个层面对《尚书》“誓”体的文体特征进行了探讨。“誓”体作为战争誓词,呈现出独有的古雅、严肃的语言风格。在体类层面,“誓”体兼具“记言”与“记事”的特征,具备散文的特质和实用文的组织结构特点。在体制层面,“誓”体文章具有内外结构的一致性,即相似的“三段式”结构和语言逻辑。在语体层面,“誓”体具有明显的“口语化”特征（叹词、语气助词较多）,且多用“四言句式”、韵言以及丰富的修辞手法。针对以上“誓”体的文体特征,本研究使用文献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对理雅各“誓”体翻译的译者行为进行了系统分析,包括其译者行为倾向、译外动因、译文合理度以及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具体发现如下:（1）理雅各在“誓”体翻译过程中整体倾向于求真,很好地呈现出了“誓”体的文体特征,同时,译者考虑到了可读性,译文也展现出了一定的务实效果。（2）理雅各的译者行为倾向主要受到四种译外因素的影响:翻译动机因素、时代因素、读者因素以及译者因素。一方面,理雅各尊重中国文化,希望让西方读者了解到中国人的真实思想,所以他在翻译时倾向于求真于原文;另一方面,他考虑到译本的读者受众是西方人,他希望自己的译文能够为读者读懂和接受,因此在翻译时会适当务实于读者。总体来说,理雅各的译文做到了在求真的基础上务实,而且其所展现出的译者行为是在各种因素影响下的理性选择,译文合理度很高。（3）理雅各在“誓”体翻译过程中,主要采取了“直译与意译结合”、“增译法与注释的显化”、“古译还原”等翻译策略和方法。其中,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使译文在求真于原文的同时取得了一定的务实效果;增译法和注释的显化策略,不仅译出了原文的字面意义,也传达出了背后的文化含义,属于文化层面的求真,而添加厚重注释和补全语境的做法本身也是务实于读者的体现;古英语的使用还原了“誓”体古典优雅的风格,保留了古文的神韵。可以说理雅各译文做到了“形神兼备”,对于“誓”体的文体特征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