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传播方式日趋多元,“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高度重视影视作品在传播民族文化、树立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家纪录片拥有的真实性和人文性特征,使其成为国家对外传播历史文化、地理风貌、人文情怀的最佳载体。目前,国家纪录片在拍摄技术、叙事呈现、传播维度等方面均有新的突破,并且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度发展,可播放纪录片的平台亦有所拓宽,受众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在众多题材的国家纪录片中,2016年,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央视版《一带一路》纪录片在国内外的覆盖、收视人群超过5亿,在yotube等130余个国外网络平台传播,并在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获年度纪录片嘉奖,使之成为国家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代表之作,央视版《一带一路》纪录片也因此成为了国家纪录片的代表性作品。在本研究中,笔者结合我国台湾学者臧国仁和美国学者Gamson的媒介框架理论,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阈下,选取央视版《一带一路》纪录片作为国家纪录片的个案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媒介框架结构和媒介框架手法的分析,得出央视版《一带一路》纪录片高层、中层、低层框架结构表现出来的跨文化传播特征和框架手法表现出来的跨文化传播特征,并结合框架分析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国家纪录片的媒介框架提出建议。研究发现,在框架结构方面,央视版《一带一路》纪录片建构了中国国家形象,通过人物的跨国家呈现、事件的跨地区融合来削减“文化折扣”,通过语言符号和文本符号的表征再现“意义协同”;在框架手法方面,央视版《一带一路》纪录片可提取6个“阐释包裹”,每个“阐释包裹”由“框架装置”来推进,整体框架手法呈现建构“高语境文化”和推进“文化趋同模式”的特征;在未来国家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在纪录片框架的高层结构应注意建构共同体思维,在中低层结构要致力于公共领域的再现,框架手法要做到选题多元、融入国际语境,最后,国家纪录片的媒介框架要由“框架装置”指向“推理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