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20 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从传统社会迈向信息社会。由于社会变革的加快，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在社会阶层分化的基础上，传播分化的问题也凸现出来。　　 作为本论文主要研究对象的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往往被大众传媒所忽视，致使农民工在大众传播中被“边缘化”，农民工话语权失衡的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在当前出现的对农民工问题的讨论与行动中，我们听到的主张和建议都是来自专家、教授、学者、官员，而作为真正受益者的农民工群体却在这场关系自身利益的运动中沉默失语。因其身份上的不确定性和居住场所的不稳定性，农民工形成了一个相对分散的、缺乏组织的社会群体。除此之外，因为传统的中国政治体制格局和农民自身素质的影响，就使得农民工的声音很难引起社会的重视，更谈不上在中国社会的高层领域发表言论。　　 本论文通过实际调查研究，以农民工的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不对等的典型案例作为问题的缘起，结合国内外相关学术理论研究，定义社会分层标准和传播分化的概念，分析农民工话语权失衡的现象，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角度揭示农民工话语权失衡的深层原因，得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　　 （一）农民工话语权失衡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它需要我们全社会来共同努力，而这个问题的中心环节就是我们的大众传媒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媒介要客观对待报道对象，在报道农民工时尽量少用或者不用带有歧视色彩的词语。作者在本次采访的581 位农民工中，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认为媒介多报道的是农民工的负面新闻，而对于其正面新闻则很少有报道。媒介资源不能无限制的趋向市场化和商业化，其最终目的只能是社会公益性。所以，作者认为我们的媒介要大力提高媒介素养，要秉承“铁肩担道义”的传统精神，客观全面的反映事件本来面貌，而不是哗众取宠。　　 （二）由传播分化导致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传播冲突，传播冲突所引发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社会矛盾的对立。如果社会还不能正视农民工问题，这个群体势必会对社会产生敌对情绪，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极端的社会行为。那么长此以往，社会就很难稳定了。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是单靠某些人和某些群体的发展来决定的，一个社会的先进与否，往往是“木桶效应”。大众传播是为了满足人们信息的需要，如果只满足少数人需要而忽略了最广大的群体，那就失去了大众传播的本质。媒介歧视不是单纯的传播学问题，而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多种因素交叉形成的，消除媒介歧视，构建和谐的传播环境，要靠政府、媒体和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