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浙江地区经过长期开发,到明清时期已形成工商业经济繁荣的局面,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积蓄了经济社会质变的潜能。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或在京师以儒商身份结交权贵,或远赴云川从事长途贩运,或劈波斩浪开拓海外市场,奠定了浙江商人在传统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做出过积极贡献。近代以降,由于发展的外部环境骤变,引起内在的经济增长核心动能和经济运行机制变迁,重塑了浙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商业文化氛围。长袖善舞的浙江商人则经历了百年蝶变,完成了浙域商人群落内部的新陈代谢,在晚清民国时期推动浙江地区又一次走到了时代发展的前列。近代浙商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他们在近代区域社会的崛起与作用力,以及在近代商战中兴衰成败的经验等问题引人关注。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济近代化视角切入,探讨“浙商与浙江经济近代化”的关系,可以深化对浙商群体的研究,为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近代浙商的转型发展史,地区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动力与历史方向等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关于近代浙江商人演变的轨迹。在传统龙游商帮走向衰落之际,一大批宁绍湖籍人士离开故土,闯荡上海滩或其它通商口岸城市,他们与外商交好,服务于各国洋行,或自设商号发展内外贸易,不遗余力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使商帮力量快速崛起。因受“商战”氛围感染和“实业救国”梦想激励,大批工商业者、官僚、士绅和地主,立足浙江本土既有的资源和经济条件,投身于新式产业的发展和市场活动,在浙江走出了一条经济近代化的新途。他们通过对经济近代化的领导和参与,工商兼顾义利相合,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贯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最终成了沟通东西方经济联系的桥梁。他们不仅在伦理精神层面,也在实践能力层面实现了从传统商人到近代商人的转型,在上海、汉口、杭州等重要城市创造出诸多经济奇迹。关于近代浙商在浙江经济近代化中的作为。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近代浙商筹集资本在通都大邑、交通干线附近设立工厂,深入崇山峻岭探采矿产资源,创办航运公司、修筑铁路公路发展近代交通事业,为浙江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浙江地区近代工业体系的初步构建,使浙江地区的经济布局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发生了深刻改变,工商业人口大大增加。一大批新式的工矿运输企业涌现及经营管理经验的积累,改变了传统商人追求财富的路径依赖,培育了近代浙商的企业家精神,为浙江经济的起飞创造了新的条件。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近代浙商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他们不遗余力地推销工业产品,收购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料,推动了商品市场的持续扩大和商品流通网络的重构;他们投资创办新式银行保险公司,丰富了浙江的金融产品,并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支持。劳动力、技术、机器设备、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最终使浙江的近代市场体系得以形成,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促进了浙江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浙商推动的浙江经济近代化也有明显不足,如工业体系还不完善,工业布局不尽合理,机械化电力化程度不高、原始技术创新能力弱、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强等;市场体系也还不完善,如商品市场结构不合理,高素质的劳动力紧缺,能源市场不能自给,金融市场不稳定等;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如城市建筑变化不大、城市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乡人口比例调整慢等,这些都暴露出浙江经济近代化的局限。关于近代浙商与浙江经济近代化面临的挑战。浙商承担浙江经济近代化任务失败的原因,主观方面在于近代浙商自身的伦理价值观转型有限,包括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不彰,法团主义与封建主义精神相悖,德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经济伦理冲突,这对浙江的经济近代化造成了不利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近代浙商在不断资产阶级化的过程中,经济领域受资本逻辑运动支配,显露出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他们建立起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不能代表社会的正义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政治领域他们受近代政治逻辑运动支配,为维护自身利益有限参与国家政治,表达了资产阶级追求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渴望,但往往又在剧烈的阶级冲突面前发生分化,透露出近代化主体力量的结构性脆弱,没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熔炉中“萃出”,客观上宣告了浙江经济近代化任务的失败。近代浙商所开辟的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道路,一直面临着各种挑战,工业化、市场化的阻力重重,城市化建设滞后,其成就与先进国家不可同日日语。具体而言,一是工业化动能不足。机械化电力化程度不高;工厂生产规模较小;重要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矿产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未能建立起门类齐全、装备先进、管理科学的工业生产体系;二是市场化阻力重重。产品销售竞争激烈,工业资本积累较慢;重要农产品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重要生产资料不能自给,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缓慢;社会总的消费能力不足。三是对城镇化的促动较小。浙商把投资的重点放在了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成为外埠工商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减弱了浙商对浙江城市建设的投入。关于浙商发展与浙江经济近代化的经验和进一步突破的方向。要摆脱浙商和浙江经济近代化面临的一系列困境,首先,浙商要积极参与国家政权建设,推动形成“有为政府”,以便发挥国家政权在工业化中的领导作用。包括参与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掌握关税自主权,抵挡外国商品倾销,为民族企业的成长减少外部压力,想方设法维护国家利权。协助政府根据实际制定产业振兴计划,包括由国家投资重工业,增强国家金融实力,发展基础教育,大力培养各种实用性人才;实施交通大扩充行动,重点建设陆路交通干线,陆续改善支线交通状况,形成货物水陆联运网络。其次,要弘扬市场精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升“市场效能”,包括完善经济法规体系,放开市场准入,形成公平竞争机制,消除体制壁垒,加强市场秩序监管,为自身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其三,还要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培育市场主体,形成“发展核力”。要把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作为浙商“现代性”精神塑造的基石,包括立足市场机制培育浙商的工匠精神,面对经济全球化培育企业家精神,为浙江经济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领军人才。如果说强大的商业基因传承和欲火涅槃的创业精神,是浙商得以数次崛起的关键所在,那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高歌猛进的今日,可以期待新时代的浙商会继续转型发展,实现从“企业家”到“事业家”的新飞跃,推动今日浙江率先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