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作为人类自我思考的一种特殊方式,自然离不开对生命问题的探索和求解,确切的说对生命意义和生命本质的反思及揭示是古今中外文艺的最初母题。生命主题书写强调作家在作品中对个体生命和自我价值的深切关怀,对生命本体性和生命真相的探索。执着于生命探索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对生命进行感悟和反思时,必然将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及信念灌注其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命美学观。沈从文和迟子建是中国文坛两个独特的存在,与一般作家停留在或者仅仅满足于对社会生活表象的罗列和表层的挖掘上不同,他们的创作总是力图指向深层的人类生命状态,对生命意义和生命本质深层次的探索和挖掘是他们文学创作的终极指归。该论文从“生命“的角度切入,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试图对沈从文和迟子建生命美学意识进行梳理,结合具体作品分析两位作家的生命美学意识在内涵、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以期拓宽学界对沈从文和迟子建生命美学意识的研究视野。该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比较沈从文和迟子建生命美学意识的异同。第一章主要发掘影响沈从文和迟子建生命美学意识背景因素的异同。从社会背景因素来说,现代文明转型,滋生诸多问题,处身其间的两位作家都看到了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弊端,一并以此为基点反思生命,通过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立比较,建构自己的理想生命形式。所不同的是,处于战争年代的沈从文与处于和平年代的迟子建相比,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力度更大。从个人成长经历来说,童年看到的山与水,经历的人与事,都成为影响两位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而后经历的物质或情感上的缺失体验更是促使两位作家走上文坛的关键。但一南一北,两种不同的地域环境,自然造就了沈从文和迟子建对生命的不同认知：沈从文从水开始,赋予生命柔韧而坚实的阴柔“水性”；迟子建从风雪开始,赋予生命刚强而素朴的温柔“暖性”。不同的文化浸润和熏陶,也使得两位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沈从文受楚巫泛神文化熏陶,追求生命神性；迟子建受东北黑土文化影响,追求生命的素朴和温暖。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各种死亡事件,使得两位作家都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与无所把握,但面对残忍杀戮,沈从文将其转化为“人生可悯”的深沉喟叹,而迟子建面对父死夫丧则表现出对死亡的超脱。物质的贫乏和情感的焦虑,双重缺失迫使沈从文以写作谋生,以写作缓和生命焦虑,抚慰灵魂；幼年“遭弃”,成年丧父丧夫,“爱”的离席和缺失,迫使迟子建将生活之痛转化为艺术想象,通过创作补偿生活中的缺憾。但二人在通过创作补偿现实缺失时,沈从文侧重通过对故乡的怀想,建构自己的“梦中田园”,迟子建侧重通过对虚拟世界的描摹,建构自己的“现实童话”。第二章主要对比两人在创作中所展现的生命美学内涵的异同,主要从两人所追求的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表现形式、生命的终极指归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沈从文将“生命”与“生活”对立,赋予生命“爱”与“美”的本质,迟子建从生活出发,赋予生命“温暖”与“爱意”的本质。沈从文将“爱”升华为对“美”的追求,指向“神性”超越层面,而迟子建将“爱”停留在对“泛爱”意识的渲染上,指向生命的世俗温情。沈从文和迟子建都追求刚柔并济的理想生命形式,但所指各有不同,沈从文追求的是一种英雄式的神性生命形式,迟子建追求的是一种平民式的世俗温情生命形式。沈从文和迟子建都把“天人合一”看成生命的终极指归,在作品中呼唤大自然,呼唤健康优美的人性,呼唤和谐的生命形式。第三章主要阐述了沈从文和迟子建如何在死亡的映衬下书写生命。生之偶然,死之必然,可以很好地概括沈从文和迟子建面对死亡时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沈从文和迟子建将生命艺术化,二人从死亡出发,需求超越死亡的途径,沈从文将纯美的爱情交予死亡,在死亡的极致中表现爱与美,彰显“生命神性”,迟子建让灵魂复现,构建生命的“第三地”,预示生命的永恒。第四章主要比较沈从文和迟子建如何在自然中品鉴生命。肯定自然人的生命活力,否定文明人的灵魂异化,这是沈从文和迟子建共同的文化立场。不同的是,沈从文试图通过自然人和文明人优点的融合,创造出既富有生命活力又富有理性学识的完美人格,而迟子建则试图通过剔除现代文明阴鹜,回归自然,构建“文明人”的理想世界。面对自然的原始宗教,沈从文以艺术家审美的眼光透视宗教,他在原始宗教文明中看到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美的颂赞,他渴望用爱与美代替宗教,培养国人对生命神圣性的追求；迟子建出于传统教徒的心理,祈望自然宗教能够救赎被文明腐蚀的灵魂,以求通过悲天悯人的大爱温暖人世间的一切悲苦和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