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17年3月9日公布裁决报告的韩国安城公司诉中国案,是我国第二起被外国投资者申请至ICSID仲裁的案件,在该案中,仲裁庭驳回了申请人安城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我国在该案中取得全面胜利。本文选取该案例,以案例分析的形式,介绍该案的基本案情,归纳其中的争议焦点,并结合案件双方当事人观点、仲裁庭的裁决,以及相关法律知识,对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从中吸取经验,以求为我国今后参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和应对未来ICSID仲裁案件提供一些启示。本文第一部分是基本案情的介绍,其中包括案情梗概和仲裁程序。本文中基本案情是基于本案仲裁裁决书中仲裁庭所认定的事实所写,仲裁程序以裁决书及ICSID官网上关于本案的程序详情所写。第二部分是本文重点部分,归纳出本案的三个争议焦点,即“显然不具有法律依据”的判断标准、安城公司仲裁请求的提出是否已超过仲裁时效、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适用于仲裁时效问题。本文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以及仲裁庭的裁决,逐个对案件争议焦点进行分析,并对争议焦点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其中涉及的法律研究主要为:对ICSID仲裁规则第41(5)条所规定的初步异议加速处理程序的剖析,包括其产生背景与目的、程序进程和具体认定的问题;ICSID仲裁先例问题,包括先例在ICSID仲裁中的功能与地位、构建先例制度的意义,以及最惠国待遇条款在ICSID仲裁中的适用问题,包括最惠国待遇的定义与发展、其适用条件以及在ICSID仲裁中扩张适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通过分析该案件,试图为今后我国面临相似争端时如何应对带来启示,探讨我国该如何增强自身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的优势。第一,我国应重视对ICSID仲裁规则的研究,要学会灵活运用ICSID仲裁规则,特别是要充分关注和利用好ICSID仲裁规则中的初步异议加速处理程序。我国在与不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中应根据不同的利益要求去审慎考虑是否需要在投资协定等条约中引入加速处理程序的约定。第二,目前虽未建立起一个明确的ICSID仲裁先例制度,但先例在实践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说服性功能,重视先例不仅有助于在争端解决中赢得胜利,也能一定程度上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充分予以重视,还要加强对于先例的研究。第三,实践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扩大化适用成为了一个趋势,该趋势对我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时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制订提出了要求,不管是在缔约时还是在国际投资实践中,我国都应针对最惠国待遇的扩张适用作出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