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以往对于农业生产工具所作的研究，多数集中于农具的构造、形状、功能和使用方法等自然科学属性以及考古发现等方面，而较少从社会与经济层面上加以关注。农具与水井等农村中重要的物质设施，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物，是 “镶嵌”于人们生活中的，与具体的农村社区之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经济状况等有着紧密联系。本研究将农具放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研究，既考虑到农具与生态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探讨农具的使用与农家经济以及与农村社会的密切关系。物质文化是一种生态学过程，即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同时，物质文化可以被视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人们由于生存的需求而创造了他们的物质文化，并且通过它建立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依据它来看待这些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工具体系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硬件”，制约并规范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随着这些“社会硬件”的变革，“社会软件”，即人们的社会关系、思想观念等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物质文化是模塑或控制人们生活习惯的一种重要工具。 人们对生产工具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它要满足特定的环境条件及农业生产技术的需要。华北农具种类非常丰富，大部分农具构造相当简单，效率也不高且颇费人力，但是华北的传统农具是与华北的气候、土质、农法、农民的劳动习惯等是非常适合的。从这点来讲，华北的农具是非常合理的，是适合华北的农业生产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农业体系的一部分，这其中充分体现了农民认识与利用自然的丰富的“俗民智慧”。同时，农具不仅要适应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也要适应于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华北农村，农民对农具的投资极少，农具资本在农业资本中的比例很低。农户对农具的拥有情况与其经营耕地面积关系密切，大型农具及役畜的分布在贫困农户与富裕农户之间有巨大差异，经营规模较大之富裕农户对农具投资较多，拥有较多的农具及役畜；经营规模较小的贫困农户则缺乏大农具及役畜。缺乏农具的农户常以各种形式与其他有农具农户合作，或向有农具农户借用，以获得农具的使用。贫困农户常向富裕农户借用农具及役畜，从而对富裕农户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农户对于农具的配置是农户在综合自己所面临的各种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所做出的理性决策。 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社会，农户的耕种面积通常都很狭小，而农田生产各个环节和收获加工过程叉必须具备一些大型的专用农具，有些时候还要有牛、马、驴、骡等。二十世纪华北农具、水井的社会经济透视役畜.专用大型农具和役畜不仅价值昂贵，而且平时使用的频率也不高.一家一户都全套添置，不仅为农户经济所不胜负担，而且一年中短暂使用而后长期闲置也会造成资源浪费。于是，各地农村约定俗成地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户间调剂农具及役畜使用的民间习惯，如搭套、合伙购买、换工、借用等等，以此来解决农忙时农具及役畜的不足，同时也解决了农忙时劳动力的缺乏。这种以传统农业社会为基J出的、以大型农具和役畜为纽带的合作形式带有“互惠经济”的特点.它体现了农村社会的邻里关系、亲朋关系、经济关系诸多方面的习俗。农户在合作的过程中，无处不体现着其 “文化批评”，即与谁合作、如何合作、合作中出现问题该如何解决等等。合作双方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形式上的组合，而且它将产生诸如信用、感情等意义上的判断，而这个判断结果会留在村民心中，进一步影响着以后的交往。这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当时社会所公认的规范村民自愿合作的村社伦理、准则，以及在此基石出上所建立的集体认同和话语空间。另外，碾、磨、打谷场都是农民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用具或设施。但由于碾、磨的价格较高、打谷场要占用一大片土地，因此并不是家家都能配备这些农具及设施。有些村庄中有公用碾、磨及打谷场，但也有些村庄只有私有碾、磨、打谷场，但村民可无偿使用，素有“碾磨千家用、打水不用问”之谚，这是村民世代相传的一套公共准则和制度性安排，建立在此准则上的公众舆论和话语空间体现了詹姆士·斯科特所说的“生存伦理”。按照此伦理:只要在村民掌控的资源所许可的范围内，所有村民都有权要求确保最低的生存条件。村民对于这些公用设施也是非常爱护，围绕着这些公用设施的维护，村民也有一套具有很强约束力的习俗，有着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华北气候干燥，灌溉对农业具有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华北，灌溉的水源几乎全靠水井，水井灌溉面积占全部灌溉面积的80%一90%。由于人畜饮水也主要依赖于水井，水井是制约村落分布与规模的重要因素之一。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灌溉用井主要是砖井及土井，汲水器有桔棒，鸳鸯罐，辘护，水车等。灌溉虽可大幅度地提高作物产量，但灌溉井的开凿与农户经济状况及农户所经营的耕地规模有关，并不是所有农户都可以开凿灌溉用井，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村落中存在着众多的关于水井的使用和维护的习惯做法，如对灌溉井的共用或借用.对饮水井的使用上有“打水不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