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国内各大城市正同时经历着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和城市结构形态的巨变,努力成为各种“中心”、“枢纽”、乃至“国际化大都市”已成为各城市明确提出的发展目标,随之而来的是土地资源供应日益紧张、公共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城市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从省域整体的角度来看,还存在资源向省内个别城市过度集中、边缘地区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选择合理的省域经济布局方式,既能促进省域中心城市持续健康发展,又能在全省范围内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已经显得尤为紧迫,这同时也是各地政府和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城市空间扩展是城市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区域实体,城市自身同时受到向内集聚力和向外扩散力的双重作用,在扩展过程中也会同时表现出规模的扩大和内部结构的调整。各领域学者都曾经或正致力于城市空间扩展的研究,分析其动力机制、总结一般规律、并提出众多富有启发性和创造性的城市空间扩展方案,这都为我们制定实施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规划打下了基础;“点—轴系统”理论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院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来的一种经济空间结构理论,该理论主张通过构建“点—轴”结构来推动区域经济高效、快速发展。经过学术界三十多年来的共同努力,该理论已经日臻完善并形成体系,被广泛应用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在城市空间扩展理论和“点—轴系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形势和治理体制,本文提出“跨城区”城市空间扩展模式。该模式将省域中心城市的空间扩展与省域经济发展的全局相结合,旨在通过合理构建“点—轴”结构,为应对省域经济增速放缓、区域发展失衡、城市无序扩张等问题提供应对方案。本文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详细阐述了“跨城区”城市空间扩展模式的理论基础、空间形式、选址依据、设立流程、建设原则,并对其效果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本文还搜集年鉴数据,对“跨城区”城市空间扩展模式的作用机制和适用条件进行了论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跨城区”模式可以显著拉动“跨城区”当地经济发展本文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证明,“跨城区”的设立可以显著拉动当地经济发展。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生产要素投入存在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因此,当新增生产要素从资源密集的省域中心城市转移到资源稀缺的“跨城区”时,会带来更高的产出;第二,省域中心城市享有全省最具竞争力的优惠政策体系和资源配置倾斜,“跨城区”设立之后,当地能立即享受到同等的优惠政策和资源倾斜,从而大幅提升经济竞争力;第三,由于“跨城区”与中心城市的产业状况存在结构性差异,在产业梯度的作用下,“跨城区”可以定向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2)“跨城区”模式可以促进省域中心城市发展“跨城区”的设立对省域中心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跨城区”相对充足、廉价的土地资源可以有效缓解中心城市因为过度拥挤而带来的各项问题;第二,与东部地区发达城市相比,很多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尽管经济体量庞大,但产业结构明显落后,且受制于已有的产业格局难以迅速转型升级,“跨城区”设立以后,低附加值产业在产业梯度的作用下会定向纾解到“跨城区”,从而腾出空间和资源,促进其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3)“跨城区”模式可以拉动省域经济发展由于“跨城区”的选址严格参照“点—轴系统”理论,“跨城区”设立以后,它与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干线会逐步发展为经济发展“轴”,与中心城市一起形成“点—轴”结构,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除此之外,在承接产业的带动下,“跨城区”能吸引周边农村人口就近就业,因而“跨城区”模式符合当前国家大力推行的新型城镇化战略。(4)享有特殊行政级别的城市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本文选取全国287个城市的数据,构建模型对生产效率与城市行政级别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享有特殊行政级别的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普通省会城市)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主要由两点原因构成:第一,在我国现行的治理体制下,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享有越多的资源保障;第二,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能出台更多的税费减免政策,从各方面降低辖区企业的生产成本。值得注意的是,这既是造成区域范围“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重要原因,也是“跨城区”模式得以取得效果的重要理论依据。(5)“TOPSIS—熵值法”首位度较高的城市适宜使用“跨城区”模式为了对“跨城区”模式的适用条件进行研究,本文在结合现有城市首位度计算方法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提出“TOPSIS—熵值法”首位度计算方案,并将中西部十个省会城市进行横向比较。结果发现,成都、合肥、武汉、长沙等城市在各自省内拥有的优势相对较大,适宜进行“跨城区”模式的可行性研究;石家庄、南昌等城市所在省份发展相对均衡,暂无必要考虑“跨城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