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上,李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儒、道、佛思想的浸染下,在生活实践和思想斗争中,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论争,通过自己的探讨和追求,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性格及思想体系。例如,在李贽以前,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是以群体为本位,像杨朱那样主张“为我”,强调个体的人乃是极少数的“另类”,被斥为“异端”,最后连著作也传不下来；而从李贽开始,又重新旗帜鲜明地强调个体,这不仅在他生前的思想界掀起了汹涌的波涛,而且在他死后也对后人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李贽在他的时代里不是属于已经腐朽的过去,而是属于通向未来的新生时代,因此,李贽被誉为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专制主义、追求思想解放、力主人格独立的伟大先驱者。儒学为中国学术思想之主流,也是中华文化之重心。传统的读书人,自幼都要学习儒学。李贽更不例外。李贽启蒙教育是有其父亲完成的。七岁时,父亲白斋公便开始教他“读书歌诗,习礼文”。李贽幼年所学不出儒家思想,也因此奠定了他儒家思想的基础。十二岁时,李贽已学过《易》、《礼》,并开始读《尚书》。他在《易因小序》中说：“余自幼治《易》,复改治《礼》,以少《礼经》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书》,竟以《尚书》窃禄。”由此观之,少年时期的李贽就已经熟读多种儒家经典,并借助儒家思想儒家典籍登入仕途。然而,年长之后的李贽读朱子传注,深觉与朱子之心不能契合,甚至感到与之格格不入,遂对宋儒道学产生反感,加之倔强之性格,遂逐渐形成反封建传统道学思想,最后终于擎起反道学之大旗,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向假道学挑战。我们应该知晓,李贽反对的只是假儒、假道学,对真儒、真道学,他不但不反对,而且赞美有加。纵观李贽一生,少时便熟读儒家典籍；中年知府姚安,仁政于民；晚年批点《水浒》,凸显“忠义”：生命暮年尚对儒家重要典籍《易经》作细致解读,完成人生最后一部著作《九正易因》的著述。可以说,儒家思想伴随着李贽的一生。即使落发为僧,他内在的骨子里依然是一个“儒”。他在《初潭集序》中说：“夫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道家自然观的最高概念和范畴就是道,道家所以为道家是与他们对道的推崇和强调分不开的。道家老庄对道的理解和阐释就构成了他们的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道论也就是他们的自然哲学。李贽除了自幼研习儒家思想,而以儒学为思想之根本外,尚且取法道家哲学,效法老庄,崇尚自然。其“童心说”思想就是强调作文要崇尚自然,不要造作,为文要发乎自然；吸收道家精神独立的理念,而求精神自主思想独立；受道家政治哲学思想影响,李贽认为只有无为政治才是合乎人的本性、合乎道的本性的。按照无为政治的要求,应提倡“在宥”天下,任性而为,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反对以肆意妄为去治理天下。鉴于此,他在担任姚安知府的三年里,始终恪守“无为而治,顺性牖民”的治府思想,使得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解《老子》,注《庄子》,反对礼治,废弃政刑,批评理一,主张相对。可以说,李贽对于老庄之学,数十年来穷研不止,精进不已。他能融通道家思想,有所创新,随时应用；他透过道家之理观照万物,评断是非,可谓别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佛学方面,李贽姚安任上“以禅理化民”,“鸡足山谈禅”乃至最后“削发麻城”,可以说,后半生的他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李贽曾说：“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在姚安的三年时间里,李贽读过的佛经经典有《坛经》、《般若经》、《心经》、《中观经》、《楞伽经》、《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无量寿经》也可能读过。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李贽对佛学的认知与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姚安任上“以禅理化民”；辞官后赴鸡足山“谈禅”；从佛学角度对“童心”内涵作阐释；相信事有因果,善恶有报,写下了佛学著作《因果录》等等,此外,李贽致力禅宗,归宗净土,提倡众生平等；主张佛性无别,人人皆能成佛。这一切都彰显了佛学思想对李贽产生的深刻影响。也许是对世俗的不再眷念,也许是对生死的业已参透,也许是对佛家的极度虔诚,万历十六年,六十二岁的李贽毅然在麻城削发为僧。他终于以一个所谓“异端”的行为,向世人昭示：我以我心赴佛缘。对于儒、道、佛三教之间的关系,李贽是提倡“三教合一”的。他认为,虽然三教之间有区别,但是在“闻道”这一点上,它们永远是相通的。他说：“儒、道、释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必闻道然后可以死,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非闻道则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女为死矣’。唯志在闻道,故其视富贵若浮云,弃天下如敝屣然也。然日浮云,直轻之耳；曰敝屣,直贱之耳,未以为害也。若夫道人则视富贵如粪秽,视有天下若枷锁,唯恐其去之不速矣。然粪秽臭也,枷锁累也,犹未甚害也。乃释子则又甚矣：彼其视富贵若虎豹之在陷阱,鱼鸟之入罗网,活人之赴汤火然,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一如是甚也。此儒、道、释之所以异也,然其期于闻道以出世一也。盖必出世,然后可以免富贵之苦也。”(《三教归儒说》)儒家、道家、佛家三家的学说,其宗旨是一样的,因为它们在创始的时候,都是把“闻道”作为最终目的。一定要“闻道”,然后才能死而无憾。对于富贵名位,儒家是轻视鄙视,并没有把富贵看成很有害的东西,至于道家则把富贵看成像粪土一样脏臭,把天子那样的名位,看成像戴了枷锁一样受累,唯恐不能很快离开它,总之,道家把富贵看成是很有害的东西。而佛家对于富贵的看法又进了一步,他们认为享受富贵就好像虎豹掉进陷阱,鱼鸟落入罗网,活人进到汤火里一样,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祸害竟然如此厉害。以上就是儒、道、佛三家的区别所在。可是他们都希望通过“闻道”来达到出世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一致的。因为必须出世,才可能免去富贵的烦恼。综上所述,李贽在其七十六年的人生历程中,思想方面饱受儒、道、佛三教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多元化态式,并且力主儒、道、佛三教合一。当然,李贽思想的产生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本文拟从“李贽生平及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明代三教合一的趋势及影响”、“李贽对儒学思想的批判与继承”、“李贽对道家思想的批判与继承”、“李贽对佛学思想的批判与继承”、“李贽的三教合一思想”以及“童心说：三教合一之心性论”、等七个方面对李贽的儒、道、佛三教思想作出力所能及的探讨和分析。李贽是中国16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他以一位先知先觉者的锐利目光,洞察着时代的矛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卓越的超前意识和非凡的勇气,认真反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探索人生真谛,致力于从道德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理性重建,他以一个独立的思想者的姿态,自由驰骋于儒、道、佛三教之间,改造先行思想资料并加以适应时代要求的创造性发挥,建立了一个以“童心说”为核心、“学主不欺,志在救时”为宗旨的新思想体系。李贽的儒、道、佛三教融合的思想也给当代文化全球化带来了启示,中国传统儒、道、佛三教由相异冲突而至相异共存、相融互补的历史能给今天全球化进程中的宗教对话与文化交流提供某种借鉴：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通过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碰撞和对话,最终在中国文化的大系统中与儒、道多元并存,共同构成中华文化整体中的不同部分,并互补发挥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世界的一体化与宗教文化的多元化是可以并行的,多元宗教和文化的并存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不同的宗教与文化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在并存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共同成为人类文化中的多元色彩。他的富有自由精神的思想和新兴气锐的言论,不仅使他成为晚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旗帜和一代思想文化巨人,而且对于晚清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发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他倡导的反独断、反迷信的怀疑精神、自由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探索现代理性的重建之路,仍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