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态环境是我国宪法要求和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辽宁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曾经为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过历史性重大贡献。然而,作为我国重化工业基地,高耗能、高成本、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使辽宁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并且成为绿色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阻碍。辽宁生态环境治理欠账较多,一些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污染物排放总量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结构性、复合性污染还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受到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双重制约,辽宁老工业基地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如若仅仅依靠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传统方式,那么则会无法满足生态环境的治理需求。在这种治丝益棼的情况下,探寻符合实际、行之有效且可持续发展的辽宁生态环境治理方略,就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治理群簇”的诸多治理形态中,协同治理理论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独具解释力,不仅源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呼唤,还与我国传统文化中潜在的协同合作理念密不可分。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下,从政府扩散到了社会的公共性,使我国有关生态环境的公共事务的协同而治成为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协同治理分析框架的提出,不仅是协同治理理论研究的总结与凝练,而且凭借其所显示的基本架构,可以用来回应治理需求与治理能力之间的诸多扞格,从而成为协同治理理论成熟的标志。协同治理理论对解释辽宁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具有适用性,遵循协同治理分析框架的基本逻辑,以辽河流域协同治理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深入分析了协同治理的系统背景、协同机制、协同行动和协同产出。根据协同治理理论与辽河流域协同治理实践,提出了兼顾治理过程与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模型。该模型在运行过程中展现出政府中心、自上而下压力、权宜应变、复杂协同关系网络等特征。中心压力权变式协同治理模型推广应用于其他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时,仍需要在系统背景、协同机制以及治理主体等方面,对其进行再度考量。结合辽宁业已存在的、基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践的经验积累与创新路径,在协同治理理论的指导下,从绿色振兴、治理主体、机制进阶、践行方略、灵活调整等方面来讨论因地制宜的改进策略,以使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型在不断优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应用,从而让公共事务的协同而治,成为根治辽宁生态环境棘手难题的实践良策与常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