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我国中央银行确立资产负债表平衡管理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以来，利率、货币供给量和信贷总额管理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手段。但是，在货币政策调控实践中，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经济金融运行环境的复杂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偏差。货币政策的传导究竟以何种渠道发挥主要作用还存在较多的争议。因此，首先有必要对我国现有货币政策目标（包括利率、货币供给量、银行信贷总量、加入直接融资后的社会信用总额等）的作用渠道和机理进行厘清，以明晰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渠道，明确在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体制下哪个变量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发挥更为直接作用，更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本文从以下四个角度出发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信用渠道进行全面考察。　　第一，本文从社会融资结构变化角度考察了直接融资发展经由信用因素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本文从企业外部融资角度，基于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将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和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纳入一个整体框架，分析整个金融体系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作用。通过我国实际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直接融资占比快速上升，目前已接近4％，尽管总量相比间接融资而言还很小，但是从增长速度来看，显然也是不能忽略的。　　据此，本文对信用传导的狭义银行信贷渠道进行了扩展，纳入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因素，运用SVAR模型来考察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各渠道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以验证我国货币政策传导各渠道效应。结果发现，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等渠道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变动的影响，但是，信用渠道在传导中的作用更大，解释力度更强;同时，用社会信用总量指标替代银行信贷指标后，效应更加显著。这说明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是信用渠道，纳入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因素的社会信用总量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更好，与产出的关系更为密切。这隐含着货币政策操作框架要考虑资本市场发展因素的政策意义，宽口径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将有助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我国货币政策应当考虑到资本市场发展和资产价格因素，在监控货币供应量指标的情况下，还应当设计并监测社会信用总量指标，作为货币供应量指标体系的辅助参考，为提高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性提供支持。　　第二，本文从货币需求角度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稳定性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的影响。对货币需求稳定性的验证，不仅是理解“中国货币之谜”的途径，而且是评判我国货币供应量操作目标适宜与否的重要方法。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取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关系密切。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以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为前提的。如果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那么货币供应量目标的确定就无法契合实体经济的需要，货币供应量实际值也无法与目标值相吻合，货币政策有效性就大大降低。要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需要考虑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问题。本文通过对货币需求函数统计特征的估算，发现我国货币需求确实不稳定，货币供应量目标并不适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从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出发，增加社会信用总量指标的监测，有助于更好地观察货币政策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第三，本文重视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的微观作用机制考察。资产负债表效应作为货币政策信用渠道的微观作用基础，解释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过程，是通过信用角度理解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放大镜。资产负债表状况代表着眼同的信用水平，体现着不同主体的异质性，货币政策经由资产负债表效应对微观主体的作用过程，也是信用因素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货币政策信用渠道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包括银行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融资体系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这使得货币政策冲击可以通过影响信用水平来影响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行为决策，进而影响信贷、投资和消费，最终影响产出。货币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除了能够将冲击传导给相关经济部门来进行总量调节外，还能够产生结构性调节效应。本文验证了由于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部门各自存在着异质性，导致其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敏感度不同，提出了对金融机构进行分类监管、对中小企业加强信用支持以及提高资本市场融资效率等建议。　　第四，本文还从信用渠道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出发，探讨了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货币政策的信用渠道隐含着顺周期性，这种顺周期性来自于信贷风险的顺周期性、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顺周期性，以及包括拨备制度、公允价值会计标准、外部评级制度、银行体系的存贷差、资产价格变动等因素。信用风险水平的顺周期变动导致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加剧了经济波动。宽口径的货币政策操作和逆周期的金融监管将是未来改革的方向。本文还总结了西班牙和欧洲中央银行在消除顺周期方面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改革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有效性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