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增长奇迹”，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一些与快速经济增长冲突的不和谐社会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收入差距，贪污腐化、治安恶化等，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将上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发的社会问题视为社会代价，以此描述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效应，并将其作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以中国经济增长为背景，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方法，从定量的角度测算社会代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从社会代价视角探讨了贫富分化的表现及特点，形成的原因以及测量的方法和指标，在此基础上对贫富分化现象作出经济学分析。选择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值、基尼系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指标来描述贫富分化程度，人均GDP及GDP不变价增长率指标描述经济增长状况。通过本文提出的最优参数支持向量回归方法，构造贫富分化对经济增长影响关系模型。实证结果表明：贫富分化初期，收入差距的增加产生激励作用，促进经济增长；贫富分化中期，激励作用与抑制作用并存；贫富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激励作用让位于抑制作用；贫富分化的不稳定对经济有负向作用。其次，从社会代价视角探讨了腐败的表现及特点，对其形成的原因以及理论根源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对腐败现象作出经济学分析。选择腐败感知指数、贪污渎职人数/公职人员数、贪污渎职案件/公职人员数指标来描述腐败蔓延程度，人均GDP及GDP不变价增长率指标描述经济增长状况。通过最优参数支持向量回归方法，构造腐败蔓延对经济增长影响关系模型。实证结果表明：腐败蔓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较为显著。政治腐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社会腐败整体水平；腐败蔓延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腐败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早期呈负相关，且接近线性关系，但随着腐败的深入发展，其负效用开始呈现非线性特征，且边际递减。再次，从社会代价视角探讨了犯罪的表现及特点，给出了犯罪的成因理论，探讨了犯罪对于经济增长的抑制或推动作用。选择人均公共安全支出、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每万人中犯罪嫌犯人数描述犯罪状况，人均GDP及GDP不变价增长率指标描述经济增长状况。通过本文提出的最优参数支持向量回归方法，构造犯罪增长对经济增长影响关系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对中国当前经济社会状况而言，犯罪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犯罪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表现出非线性特点；加大人均公共安全支出有利于削弱犯罪对经济增长的不良影响；犯罪状况起伏越大，对经济的影响越大，且具有乘数效应。最后，综合测算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犯罪增长三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共同作用。通过最优参数支持向量回归方法，构造社会代价对经济增长共同影响关系模型。认为贫富分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特点，适度的放宽对贫富分化问题的约束，将有利于经济增长；腐败及犯罪则对经济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一旦放任腐败和犯罪继续发展，将产生更为严重的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