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集中探讨唐代作为边地的敦煌如何摆脱边缘的标签,为此借助记忆空间的概念,从两个取径出发进行研究:首先考察汉唐间敦煌在不同地域人群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及敦煌作为新纳入帝国的疆土,应该如何营造相关的历史记忆。其次考察唐代敦煌记忆空间本身,即记忆与空间的互动如何帮助敦煌进一步内地化。这两个取径分别主导这篇论文的上下两部分。在论文的上半部分,第一章考察在汉唐语境中有关敦煌的定位与评价,及帝国如何控制位于边缘的城市,控制的深入与否反映在行政区划的变化上。第二章考察在唐代仍作为边缘的敦煌,如何通过地志图经的编修,将本地历史传达给在地与他乡的观众。晚唐时,敦煌已被营造成历史丰厚、古迹众多的宗教圣境。在论文的下半部分,第三章主要聚焦唐代敦煌城内的记忆空间,因为空间本身是全方位的,本文只选取了若干面相来解释,以期充实记忆空间的基本内涵:斋会场景不仅具有弘法传教的功能,还是进行历史故事的再现现场。城墙作为权力展示的政治作用可能大于他的防御功能。此外,所谓记忆空间还是一个双向概念,第四章考察记忆如何形塑空间。张芝墨池作为敦煌记忆的代表,早先并非位于敦煌城中,而是位于渊泉。之后墨池的记忆随着敦煌张氏大族的迁徙,也随之播迁至北齐邺都。唐代以降,因王羲之深受唐太宗的推崇,墨池也与王羲之的形象渐渐紧密,甚至影响到敦煌。不过,敦煌也有相关应对措施:张芝墨池重新在沙州城中被“发现”,坊市规划中出现了墨池的因素,也相应形成墨池张氏郡望。墨池记忆的流转,反映了地方、国家记忆间的互动和离合,背后实际呈现的是历史记忆在各方利益碰撞情况下的传承、变迁和认同机制。第五章展示空间如何呈现记忆。丧葬空间作为连接生死的场所,也是敦煌一处蕴藏记忆的空间。丧葬地点的转换,不仅是反映了敦煌城市功能的变化,也是当时人们关于死亡、自身的认识的改变,甚至成为我们窥探政局的窗口。